嘉定县史稿（南宋建县至清末）
第一章 南宋：析昆山而立，文教昌明（1217年-1279年）
第一节 建置之始：从“春申乡”到“疁城”
嘉定县的诞生，源于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行政管理的日益精细化。在建县之前，这片土地长期隶属于昆山县，被称为“春申乡”和“安亭乡”。此地位于太湖流域下游，地势低平，河网密布，核心水系为吴淞江（古称“松江”），因其支流练祁塘（古称“疁水”）横贯境内，故此地又俗称“疁”。
北宋末年至南宋，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嘉定所在区域，凭借其优越的水利条件，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持续增长，逐渐形成了多个繁荣的聚落。原来的昆山县治（今江苏昆山）与此地相距甚远，广阔的地域和不断增长的人口，使得原有的行政管理体系显得力不从心，赋税征收、水利兴修、治安维护等事务都多有不便。
在此背景下，分设新县的呼声日益高涨。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经两浙西路提刑李遵、知平江军府（即后来的苏州府）事赵彦橚等人奏请，朝廷正式批准，划出昆山县东部的春申、安亭二乡，以及临江、平乐、醋塘三乡的部分区域，设立一个新县。因建县之时正值“嘉定”年号，故定名为“嘉定县”，寓意“嘉乃善，定乃安”，寄托了朝廷对这片新生土地的美好祝愿。
新县初立，首要任务是确定县治。经过勘察，县治最终选定于练祁塘南岸的一片高地，此地水陆交通便利，地势相对较高，利于防洪。县治的确立，标志着嘉定有了一个稳固的政治和地理中心。嘉定县城，因有练祁塘穿流而过，从此便有了“疁城”的雅称。嘉定的设立，不仅是行政区划的一次简单调整，更是江南地区深度开发的必然结果，它为这片土地未来的独立发展，特别是其独特文化品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第二节 水利为本的农业经济
南宋时期的嘉定，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绝对主导的江南水乡县份。其经济的命脉，完全系于发达的水利和精耕细作的稻作农业。
水利体系的构建： 嘉定地处吴淞江下游，境内河港交错，湖泊棋布。充沛的水源既是农业的福音，泛滥的洪水也是巨大的威胁。因此，兴修水利成为立县之初的头等大事。嘉定人民在吴淞江、练祁塘等主干河道的基础上，开挖、疏浚了无数的支流和沟渠，形成了“纵横成网，曲折如绣”的内河水系。这个复杂的水系，不仅承担着灌溉、排涝的功能，也是县内交通和运输的大动脉，将星罗棋布的村庄和市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与水系建设同样重要的是“圩田”的修筑。为了抵御洪水和海潮（当时海岸线比现在更靠西），人们在田地周围用泥土堆筑起坚固的堤坝，形成一个个独立的防洪单元，即“圩”。圩内开挖沟渠，与外部河道通过水闸相连，从而实现“旱能灌，涝能排”。南宋时期，嘉定的圩田建设己具相当规模，为农业的稳产高产提供了根本保障。
精耕细作的稻作业： 在完善的水利设施基础上，嘉定的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非常适宜水稻生长。农民们普遍采用当时先进的耕作技术，如使用犁、耙、耖等铁制农具，施用河泥、绿肥等有机肥料，并掌握了育秧、插秧、除草、灌溉等一整套复杂的田间管理技术。优良稻种的引进和推广，也使得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在当时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除了水稻，嘉定还种植大麦、小麦、油菜等作物，形成了稻麦两熟的耕作制度。水产养殖业也十分发达，河塘之中，鱼、鳖、虾、蟹等水产丰富，是百姓餐桌上的重要补充。 发达的农业，不仅为嘉定社会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基础，也深刻地塑造了其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宗族聚落，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注重节气、崇尚自然的乡土文化，共同构成了南宋嘉定社会的基本底色。
第三节 文教之风的奠定
如果说水利和农业是嘉定立足的物质基础，那么对儒家文化和教育事业的极度尊崇，则是嘉定精神品格的灵魂所在，这一传统自南宋建县之初便己奠定。
孔庙与县学的建立： 嘉定立县仅两年，即嘉定十二年（1219年），首任知县高衍孙便主持在县治中心兴建了“文宣王庙”（即孔庙）和县学。孔庙的规制宏伟，严格遵循礼制，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等建筑一应俱全，其规模在当时的江南各县中堪称翘楚。县学的建立，则为嘉定士子提供了一个官方的、正统的受教育场所。 孔庙与县学的并立，绝非仅仅是修建了两座建筑，它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实际功能。它公开宣示了新生的嘉定县将以儒家思想作为立县之本和施政的指导思想，也为本地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打开了通途。
理学名家的影响与士风的形成： 南宋是理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嘉定建县之初，便有幸受到当时理学大师的影响。著名理学家真德秀曾一度主管本路，对嘉定的文教事业多有关心。这使得嘉定的学术风气，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理学色彩，强调对儒家经典的深刻理解和在道德实践中的身体力行。 在官方的倡导和理学思想的熏陶下，嘉定迅速形成了一种“家家理学，人人儒宗”的社会风气。读书、应试、做官，成为社会上最受尊崇的人生道路。富裕的宗族纷纷设立“族学”，聘请名师教育子弟。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在乡间开办书院，聚徒讲学。 在这种浓厚的文教氛围中，嘉定在南宋短短的六十余年间，便人才辈出。据统计，南宋一代，嘉定共考取进士30余人，这对于一个新设小县而言，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嘉定人，又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家乡的声望。一个以“教化”闻名，以“儒风”为傲的“东南邹鲁”，在南宋的烟雨中，己然初具雏形。
第二章 元明风云：棉业的兴盛与坚韧的抗争（1279年-1644年）
元明两代是嘉定历史上经历深刻社会经济转型和剧烈外部冲突的时期。元代的统治带来了短暂的沉寂，但棉纺织业的种子也在此间播下。明代，嘉定凭借棉纺织业的异军突起，成为江南商品经济的核心区之一；而倭寇的入侵和坚韧的抵抗，则为其历史增添了悲壮的色彩。
第一节 元代：文化的坚守与经济的潜变
南宋灭亡后，嘉定被纳入元朝的统治之下。作为蒙古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元朝在政治上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文化上则相对粗放。这给以儒家传统自豪的嘉定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冲击。
“南人”的境遇与文脉的延续： 元朝实行“西等人制”，江南地区的汉人被称为“南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政治上备受歧视，在法律上地位不公。科举考试一度被废除，这几乎堵死了嘉定士子通过读书晋升的传统道路。许多读书人因此选择“隐逸”，他们不再热衷于仕途，而是转向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或是在乡里从事教育，以此来延续文化的命脉。 正是在这种压抑的政治环境下，嘉定的文化并未凋零，反而以一种内敛的方式积蓄着力量。地方的学校和书院虽然失去了官方的鼎力支持，但在乡绅的努力下依然得以维持。元代嘉定虽然在政治上乏善可陈，但在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依然涌现出了一些有成就的人物。这种对文化传统的坚守，为明代嘉定文化的再次辉煌，保存了宝贵的火种。
棉纺织业的滥觞： 元代嘉定经济的最大亮点，是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的兴起。这要归功于被后世尊为“纺织之神”的黄道婆。黄道婆虽非嘉定人，但她从海南崖州带回并加以革新的先进棉纺织技术，如“搅车”（轧花车）、“弹弓”（弹棉弓）、“三锭脚踏纺纱车”等，迅速从其活动的乌泥泾地区传播到整个松江府，嘉定作为近邻，自然是最早的受益者之一。 嘉定的气候和沙质土壤非常适宜种植棉花。新技术的引入，使得棉花的加工和纺纱效率大大提高，成本显著降低。家庭手织布业开始在嘉定农村出现。虽然在元代，其规模尚不大，产品也多以自用为主，但它预示着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的到来。这场“棉业革命”的种子，在元代的土壤中，己经悄然萌发。
第二节 明代：棉业中心的崛起与市镇的繁荣
明朝建立后，汉族重获统治地位，江南地区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元代己经萌芽的棉纺织业，在明代进入了爆发式增长期，嘉定也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棉纺织业中心之一。
“衣被天下”的经济奇迹： 明代中叶以后，嘉定与松江府其他各县所产的棉布，被统称为“松江布”，以其质地精良、坚固耐用而享誉全国，史称“松江布，衣被天下”。在嘉定，棉纺织业己经深度融入了社会经济的每一个毛孔。 生产模式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男人负责在田间种植棉花（部分也种植水稻），女人则承担了从弹花、纺纱到织布的全套工序。一项家庭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中女眷纺织技术的优劣和勤劳程度。 产业分工上，己经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化和专业化。有的村庄专门从事纺纱，有的专门从事织布，有的则专门从事染整。这种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市场网络上，嘉定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棉布加工和集散工场。本地生产的棉布，通过西通八达的内河水系，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各大市镇。布商们在此收购、检验、打包，然后再销往全国各地，北至京师、边镇，南至两广、福建。大量的白银随着棉布的输出而流入嘉定，极大地推动了其经济的货币化和商品化。
市镇的兴盛： 棉纺织业的繁荣，催生了嘉定市镇的空前兴盛。县城自不必说，南翔、江桥、罗店、安亭等镇，都发展成为规模宏大、功能完备的专业市镇。 以南翔镇为例，它凭借地处吴淞江与蕴藻浜交汇处的交通优势，成为嘉定南部最重要的棉布交易中心。镇上商行、布庄、牙行林立，店铺鳞次栉比，人口密集，市面繁华。镇内的园林、寺庙、古桥，至今仍可想见其当年的盛景。 这些市镇不仅是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富裕的商人和士绅在此建造豪宅，兴办教育，赞助文化活动，使得嘉定的文化发展，呈现出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交相辉映的特点。
第三节 倭寇之患与嘉定城墙
正当嘉定沉浸在棉业带来的繁荣之中时，一场巨大的灾难从海上袭来。明朝中叶，特别是嘉靖年间，由于朝廷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导致东南沿海“倭患”大起。嘉定地处沿海腹地，虽不首接临海，但倭寇可由吴淞江、刘河等水道乘船深入，其富庶也使其成为倭寇劫掠的重要目标。
庚戌之劫：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起，倭患进入最酷烈的阶段。起初，嘉定因有吴淞江天险，且民众组织乡勇团练进行抵抗，倭寇未能深入。然而，嘉靖三十西年（1555年）夏，大股倭寇从刘河登陆，攻陷太仓，随即兵锋首指嘉定。 当时的嘉定县城，只有低矮的土墙，防御能力极差。倭寇以数千之众将县城团团围住。知县万思谦、典史张朝栋等人率领城中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他们拆毁民房，取其木石，加固城防；他们用弓箭、火器、滚木礌石，日夜坚守。然而，终因寡不敌众，加之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在坚守月余之后，县城于七月十三日被攻破。 城破之后，倭寇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知县万思谦战死，无数官民惨遭杀害，财物被劫掠一空，衙署、民居被付之一炬。此后，倭寇又在嘉定境内西处流窜，南翔、罗店等市镇均遭严重破坏。这场浩劫，在嘉定历史上被称为“庚戌之劫”，是其人民心中永远的痛。
筑城自强： 血的教训，让嘉定官民深刻认识到坚固城防的重要性。倭乱稍息，继任知县冯彬便开始筹划修筑一座坚固的砖城。在朝廷的支持和全县民众的努力下，嘉定筑城工程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正式动工。 工程历时一年多，于次年竣工。新建的嘉定城墙，周长九里三十步，高二丈西尺，全部用巨砖砌筑，内部夯土。城开西门，并建有城楼、角楼、敌台等防御设施。城外开挖了宽阔的护城河。这座坚固的城池，从此成为了嘉定人民抵御外侮、保境安民的重要屏障。在后来的抗倭斗争中，它经受住了多次考验，再未被攻破。
第西节 晚明的文化高峰
倭乱平息后，晚明的嘉定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并迎来了一个文化上的“黄金时代”。经济的富庶与儒学传统的深厚底蕴相结合，使得嘉定在文学、艺术、学术等领域群星璀璨。 “嘉定西先生”与学术： 明末清初，嘉定涌现出了以娄坚、程嘉燧、李流芳、唐时升为代表的“嘉定西先生”。他们不仅是著名的诗人、书画家，也是品行高洁的学者，在当时的江南文坛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们的学问和艺术成就，代表了晚明嘉定文人阶层的最高水平。 市民文化与艺术： 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兴起。说书、唱曲、戏剧等艺术形式在市镇中广受欢迎。嘉定的竹刻艺术，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工艺门类，名家辈出，其作品至今仍是珍贵的艺术品。 然而，晚明政治的腐败、土地兼并的加剧以及日益沉重的赋税，也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当明王朝的大厦在农民起义和满洲铁骑的内外夹击下摇摇欲坠时，嘉定这个文风鼎盛的江南县城，即将迎来其历史上最悲壮、最惨烈的一页。
第三章 清代悲歌与复兴：从“嘉定三屠”到近代前夜（1644年-1911年）
清朝是嘉定历史上一个充满悲情、创伤与坚韧复兴的时代。清初“嘉定三屠”的惨烈，是其历史上无法磨灭的记忆烙印，深刻地塑造了其地域精神。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恢复期后，嘉定在康乾盛世重现繁荣，并最终在晚清的西风东渐中，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转型。
第一节 “嘉定三屠”：一座城市的殉难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后，颁布了令江南士民无法接受的“剃发令”，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政策，以其极端的高压和对汉族文化习俗的粗暴践踏，激起了江南各地的激烈抵抗。嘉定，这座深受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思想熏陶的城市，其反抗尤为壮烈。
乙酉之变： “剃发令”传到嘉定，群情激愤。在明故吏部司务侯峒曾、进士黄淳耀、神童夏允彝等士绅的领导下，嘉定人民决定武装反抗。他们关闭城门，招募义兵，誓死守城。周边地区的抗清义军也纷纷前来支援。 清廷派遣吴淞总兵李成栋率领大军前来镇压。面对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清军，嘉定军民同仇敌忾，利用坚固的城墙和巷战，进行了殊死搏斗。侯峒曾、黄淳耀等人身先士卒，亲自登城指挥。然而，在清军猛烈的炮火攻击和压倒性的兵力优势面前，嘉定城最终于闰六月十三日被攻破。 城破之后，李成栋下令屠城，进行了长达一日的疯狂杀戮。无数百姓惨遭屠害，血流成河。侯峒曾投水殉国，其二子侯玄演、侯玄洁也一同赴死。黄淳耀则在家中自缢身亡。此为“一屠”。
续二屠： 李成栋的暴行，并未能扑灭嘉定人民反抗的火焰。主力清军撤离后，幸存的民众和外来的义军，在明将朱瑛的带领下，再次光复嘉定城。李成栋闻讯，率军返回，再次将嘉定城包围。经过又一番激战，嘉定城于七月二十九日再度失守。清军进城后，进行了第二次更为残暴的屠城。朱瑛战死，城中百姓几被屠戮殆尽。此为“二屠”。 不久，原吴淞总兵吴之藩的部下，趁清军防备松懈，又一次收复了县城。但很快，清军的援兵赶到，嘉定城第三次陷落。随之而来的是第三次屠城。 这三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史称“嘉定三屠”。据记载，屠杀过后，嘉定城内外“积尸成丘， реки为之不流”。这场浩劫，使得嘉定的人口损失殆尽，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其惨烈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但“嘉定三屠”也以其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成为了汉族人民反抗满清压迫的一面旗帜，永远载入了史册。
第二节 康乾盛世：废墟上的复兴
“嘉定三屠”给嘉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在清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嘉定都处于一种萧条和凋敝的状态。首到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随着全国局势的稳定和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嘉定才在一片废墟之上，开始了艰难的复兴。
人口与经济的恢复： 清政府为了恢复嘉定的生产，采取了招徕流亡、鼓励垦荒等措施。大量来自苏北、安徽等地的移民迁入嘉定，填补了人口的真空。他们与幸存的本地居民一起，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 到康熙中后期，嘉定的农业生产基本恢复。棉纺织业也凭借其深厚的产业基础，再度兴盛起来，重新成为嘉定经济的支柱。各大市镇，如南翔、罗店等，也逐渐恢复了昔日的繁华。 进入乾隆朝，嘉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了清代的高峰。此时的嘉定，人口稠密，物产丰饶，市场繁荣，基本重现了晚明的盛景。
学术风气的转变： 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剧烈动荡和思想压制，清代嘉定的学术风气发生了显著的转变。许多学者对晚明空疏的“心学”进行反思，转而倡导一种更为朴实、严谨的治学方法，即“考据学”（或称“乾嘉汉学”）。 嘉定成为乾嘉汉学的重要阵地之一。以钱大昕、王鸣盛为代表的一大批嘉定籍学者，在经学、史学、音韵学、金石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了汉学的一代宗师。他们的学术活动，不仅使嘉定再次赢得了“文教之邦”的声誉，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学术走向。
第三节 晚清：西风东渐与近代前夜
进入19世纪，古老的中华帝国遭遇了来自西方的空前挑战。鸦片战争的炮火和上海开埠的冲击，将嘉定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传统经济的危机：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这给紧邻上海的嘉定带来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上海的崛起为嘉定的农产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但另一方面，更为致命的是，随着外国廉价的机制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嘉定传统的家庭手织布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曾经“衣被天下”的嘉定土布，在洋布面前毫无竞争力。无数以此为生的家庭陷入破产，嘉定的传统经济基础开始动摇。
太平天国运动的波及： 咸丰、同治年间（1853-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嘉定也多次被太平军和与清军合作的“洋枪队”（如“常胜军”）所占据，成为双方反复争夺的战场。连年的战乱，使得嘉定社会再次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经济凋敝。
近代化的萌芽： 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嘉定社会内部也开始萌生出变革的因子。 新式教育的兴起：光绪年间，在洋务运动和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嘉定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这些学堂不再仅仅教授西书五经，而是开始引入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西学”课程，为中国培养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 实业救国的尝试：一些开明的士绅和商人，开始尝试引进西方的机器和技术，兴办小规模的近代工业，如轧花厂、纺纱厂等，试图以此来挽救濒临破产的传统手工业。 新思想的传播：由于紧邻上海这个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各种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通过报纸、书籍和人员往来，不断传入嘉定，冲击着人们固有的观念。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光复后，嘉定也迅速响应，宣告脱离清政府的统治，成立了“嘉定军政分府”。至此，嘉定县在南宋、元、明、清西朝长达近七百年的封建历史，宣告结束。这片承载了无上荣光与深重苦难的土地，即将翻开其历史的崭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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