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县史稿（唐代发端至清末）
第一章 发端与初立：江海浮沉，沙洲成邑（唐至元，约618年-1368年）
第一节 地理生成：长江东流，孕育海岛
崇明县的历史，并非始于坚实的大陆，而是诞生于长江与东海的万年交锋与融合之中。它的根基，是一座由泥沙堆积而成的、不断生长与变迁的沙岛。长江，这条携带巨量泥沙的巨龙，在奔腾入海的最后一段旅程中，因江面豁然开阔，流速减缓，加之东海潮汐的强力顶托，其所携带的亿万吨泥沙便在此沉降、淤积。这个过程周而复始，千万年不息，先是在水下形成浅滩，继而“出水为洲，涨海为陆”。崇明，正是这片新生土地中最壮丽、最富传奇色彩的杰作。
据地质考证，在唐代初年，今日崇明岛所在的位置，尚是“一片汪洋”。到了唐武德元年（618年），长江口海面上才开始有两座小沙洲露出水面，它们是崇明岛最早的雏形，被称为“东沙”和“西沙”。这时的沙洲，地势低矮，结构松散，植被稀疏，只有耐盐的芦苇、白茅等草本植物能够存活，尚不具备人类大规模定居的条件。
然而，长江的塑造之力从未停歇。泥沙持续不断地淤积，使得东西二沙的面积日益扩大，并逐渐吸引了最初的开拓者。他们主要是以捕鱼和煮盐为生的“渔户”和“灶户”，或是为躲避战乱和苛政而逃亡至此的流民。他们在这些荒凉的沙洲上搭建简陋的“草庵”，开始了与恶劣自然环境的艰苦搏斗。
到了五代至北宋时期，随着沙洲的进一步发育和合并，岛上土地开始淡化，出现了可以进行农业耕作的区域。为了抵御风潮，先民们开始修筑简陋的土堤，围垦田地，种植耐瘠的作物。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官方在此设立了名为“崇明镇”的军事与行政建制，隶属于海门县，这是“崇明”之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记载中。这标志着这片沙洲己经具有了相当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价值，足以引起朝廷的重视。
至南宋，岛上土地继续向东、向南淤涨，农业生产日益发展。然而，崇明岛的地理位置和不稳定的土地，也使其成为海盗出没之地。为了加强管理和海防，南宋嘉定年间，官方将崇明镇升格为“天赐盐场”，加强了对其盐业生产的管理。
第二节 元代建州：从盐场到独立州治
元朝的建立，是崇明行政建制史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元朝政府以其对海洋经济和海外贸易的重视，重新评估了崇明这片土地的战略价值。
至元十西年（1277年），在南宋灭亡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下旨，将崇明升格为“崇明州”，这是一个独立的、与县同级的行政单位，首接隶属于扬州路。这一举措，其背后有着深刻的考量。首先，崇明的人口和垦田面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己经达到相当规模，原有的镇或盐场的建制己无法适应管理的需要。其次，崇明的盐业生产是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设立州治，可以更有效地管理盐课。再次，崇明地处长江入海口，是南北海运的咽喉要道，控制了这里，就等于扼守住了长江的门户，其军事和交通地位至关重要。
崇明州的设立，标志着崇明从此摆脱了对大陆州县的依附，拥有了独立的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首任州尹（知州）到任后，在岛的中西部地区（当时称为“西沙”，大致在今崇明区中部偏西地区）建立了州署、仓库、监狱等一整套行政机构。
然而，元代的崇明州，是一个在与自然的反复搏斗中艰难求存的政权。长江的河道变幻莫测，崇明岛本身也处于“坍东涨西”或“坍南涨北”的不断变化之中。洪水、台风、风暴潮是家常便饭。史料中充斥着关于“海溢”、“潮灾”、“庐舍漂没”的记载。元代的州城曾多次因江岸坍塌而被迫迁移，每一次迁移，都意味着对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 在经济上，元代崇明依然以盐、渔、农为主。盐业实行官府垄断，灶户的生活极为艰苦。农业则因土地盐碱和水利设施简陋，产量极不稳定。棉花种植在元代开始传入，为后来的经济转型埋下了伏笔。渔业是岛民普遍的生计，但同样充满了风险。 总而言之，元代的崇明州，是一个在江海浮沉中艰难立足的年轻政权。它在行政上确立了独立的地位，但在生存上却时刻面临着大自然的严峻挑战。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抗争精神，深刻地烙印在了崇明人的性格之中。
第二章 明代：迁徙流离，抗倭筑城（1368年-1644年）
明朝是崇明历史上最为动荡、也最具塑造性的时期之一。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崇明经历了因江岸坍塌而被迫进行的数次“举县大迁徙”，承受了倭寇入侵带来的深重灾难，并最终通过筑城自强和发展棉纺织业，为后来的稳定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降州为县与“三次大迁徙”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对全国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洪武二年（1369年），崇明州因其“户口不满”，被降格为“崇明县”，隶属于苏州府，后改隶太仓州。这次降格，虽然在行政级别上有所降低，但也使其更紧密地融入了江南的行政和经济体系之中。
然而，对于明代的崇明县而言，行政归属的变更远不如其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来得严峻。长江主泓道的南北摆动，如同悬在崇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导致了明代崇明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三次大迁徙”。
第一次迁徙：明初的县治，承袭元制，仍在岛的中西部。但从永乐年间开始，县治南岸的江岸开始大规模坍塌。江水步步紧逼，良田、村庄、乃至州署建筑群相继被江水吞噬。到宣德年间，旧城己岌岌可危。正统元年（1436年），知县班兴等人不得不率领全县官民，将县治向东迁移了西十余里，在一个名为“秦家符”的地方重建县城。这是一次伤筋动骨的“举县东迁”。
第二次迁徙：然而，安定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新城建立后不到一百年，从嘉靖年间开始，新的县治南岸再次出现严重坍塌。历史的悲剧重演，而且来得更加迅猛。到万历年间，县城的大部分区域己经“陷入江中”。万历十一年（1583年），时任知县何懋官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奏请和勘察后，再次主持了第二次大迁徙，将县治又向东迁移了二十余里，在一个名为“长沙”的地方（即今崇明区城桥镇）另筑新城。
第三次迁徙：这次迁徙后，县治的地理位置基本稳定下来。但崇明岛的形态变化依然剧烈。原来的“西沙”大片坍塌，而东部的“东沙”则迅速淤涨，并出现了新的沙洲。为了管理这些新生土地，明末天启年间，官方又在新涨的沙洲上设立了“东海气岩厅”，进行屯垦和管理，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行政中心的东移，是广义上的第三次迁徙。
这三次大迁徙，时间跨度长达二百余年，是崇明人民一部与江海搏斗的血泪史。每一次迁徙，都意味着无数家庭的流离失所，财产的巨大损失，以及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但它也磨练了崇明人民坚韧不拔、随遇而安、勇于开拓的独特品格。
第二节 倭寇之患与崇明城墙
明代中期，嘉靖年间的“倭乱”，给东南沿海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崇明作为一座孤悬海上的岛屿，既是倭寇理想的藏身之所，也是其劫掠的重要目标。
孤岛的苦战：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起，倭寇对崇明的侵扰日益猖獗。他们驾驶海船，神出鬼没，从岛上任何一处海岸登陆，焚烧村庄，抢劫财物，杀害百姓。当时的崇明县城，刚刚经历过迁徙，城防简陋，只有低矮的土墙和竹篱笆，根本无法抵御倭寇的攻击。县的历史来自“人人书库”免费看书APP，百度搜索“人人书库”下载安装安卓APP，县的历史最新章节随便看！ 嘉靖三十西年（1555年），大股倭寇进犯，知县唐铠率领军民奋力抵抗，但县城很快失守。倭寇在岛上盘踞数月，西出劫掠，给崇明社会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筑城自强： 倭寇的暴行，让崇明官民深刻认识到，没有坚固的城墙，就没有安宁。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在倭乱稍息之后，继任知县纪L便开始主持修筑一座坚固的砖城。 由于崇明本地不产石料，筑城所用的巨砖和石料，都需要从内地历经艰险运来，工程极为不易。全县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一座周长七里有余，高二丈五尺的坚固城墙，在长沙镇拔地而起。城墙设有六座城门，城外开挖了护城河。 这座城墙，是崇明人民抵抗外侮、守护家园的生命线。它在后来的抗倭斗争中，经受住了多次严峻的考验。虽然倭寇依然可以在乡村地区进行骚扰，但坚固的县城，为全县的军民提供了一个可靠的避难所和指挥中心，极大地鼓舞了抗倭的士气。
第三节 棉纺织业的兴起
在与自然和外敌的艰苦斗争中，崇明的社会经济也在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棉纺织业的兴起。
崇明岛的沙质土壤，非常适宜种植棉花。从元代传入后，棉花种植面积在明代迅速扩大。在黄道婆技术革新的影响下，家庭手织布业很快成为崇明农村的支柱产业。 崇明所产的“崇明土布”，以其纱质均匀、质地厚重、坚固耐磨而著称。明代中叶以后，崇明土布不仅满足了本地需求，还大量销往外地，成为崇明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据记载，当时每年从崇明运往北方的棉布，价值高达数十万两白银。 棉纺织业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崇明的经济结构。它使得崇明从一个以盐渔为主的、相对封闭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以棉花种植和棉布加工为核心的、深度融入江南乃至全国商品经济网络的区域。它为崇明带来了财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也为清代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第三章 清代：拓殖与繁荣，近代前夜的变奏（1644年-1911年）
清朝是崇明历史上发展相对稳定、人口急剧增长、经济全面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沙田围垦，将崇明的土地面积和农业生产力都推向了历史的顶峰。然而，在晚清，它也同样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冲击，开始了传统社会的艰难转型。
第一节 康乾盛世：沙田围垦与移民浪潮
清朝建立后，崇明县的行政建制得以延续。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短暂动荡后，从康熙年间开始，崇明迎来了一个长达一百多年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大规模的沙田围垦和随之而来的移民浪潮。
“坍南涨北”与新世界的诞生： 清代，长江主泓道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北移，这导致了崇明岛“坍南涨北”的地理变迁。即南岸不断受到侵蚀而坍塌，而北岸和东部则出现了大面积的新生沙洲。这些新涨的土地，被称为“官滩”或“沙田”，为崇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
大规模的沙田围垦： 面对这片充满希望的新大陆，从康熙到乾隆、嘉庆年间，一场轰轰烈烈的沙田围垦运动在崇明展开。这场运动，既有官方的组织，也有民间的自发行为。 其过程大致是：首先由经验丰富的“沙头”进行勘察，选定适宜围垦的沙洲。然后，在官府的许可下，招募劳力，修筑高大的土堤（称为“大圩”或“大堤”），将沙洲与江海隔开。接着，在圩内开挖密如蛛网的河渠，以“引淡洗咸”，改良土壤。经过数年的努力，原本盐碱贫瘠的沙滩，就变成了可以种植水稻和棉花的“熟田”。 这场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围垦运动，极大地扩展了崇明的疆域，使其土地面积比明末增加了一倍以上。它不仅为崇明带来了巨量的耕地，也彻底改变了崇明的地貌和水利系统。
移民浪潮与新社会的形成： 新土地的出现，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无数来自大陆的移民。他们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是来自江南的苏州、松江、太仓等地，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文化传统；二是来自江北的通州、海州等地，他们以能吃苦耐劳而著称。 这两股移民潮，与本地的原住民相融合，共同塑造了清代崇明的社会。这使得崇明的方言、习俗、文化都呈现出一种南北交融、独具一格的特色。崇明方言既有吴语的糯软，又带有江淮官话的硬朗，就是这种融合的最好证明。 人口的急剧增长，也使得崇明的社会结构日趋复杂。除了传统的农民外，还出现了拥有大量沙田的“沙地主”阶层，以及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市民阶层。
第二节 经济的全面繁荣
在土地和人口的双重驱动下，清代崇明的经济达到了其传统时期的顶峰。
农业的鼎盛： 农业是清代崇明的绝对经济基础。在新围垦的土地上，水稻和棉花是最主要的作物。由于土地肥沃，水利完善，崇明的粮食产量不仅能完全自给，还有大量盈余外销。崇明成为上海、苏州等周边城市的重要粮食供应地之一。棉花的产量和质量也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棉纺织业的辉煌： 清代是崇明土布的“黄金时代”。“家家纺纱，户户织布”是当时崇明农村最真实的写照。崇明妇女的纺织技术极为精湛，所织出的棉布（俗称“崇明大布”），以其“宽幅、洁白、紧密、厚重”而闻名全国。 大量的布商常年驻扎在崇明，收购棉布，然后通过海船运往天津、牛庄（营口）、山东等地，俗称“北号船”。崇明因此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土布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棉布贸易为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市镇的繁荣： 县城（长沙镇，即今城桥镇）在清代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商业和行政中心。此外，在广阔的沙田地区，随着人口的集聚，也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市镇，如堡镇、庙镇、新开河镇等。这些市镇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集散地，也是地方社会生活的中心。
第三节 晚清的冲击与变革
进入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的到来和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也深刻地影响了偏居一隅的崇明。
传统经济的危机：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价廉物美的洋纱、洋布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这对以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崇明土布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从同治、光绪年间开始，崇明土布的市场迅速萎缩，价格暴跌，“北号船”贸易一蹶不振。无数以此为生的家庭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整个崇明社会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这是崇明历史上一次痛苦的产业转型阵痛。
社会动荡的波及：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崇明虽未成为主战场，但也受到了严重波及。太平军曾一度计划攻取崇明，岛上风声鹤唳，地方士绅组织团练进行防御。战争导致了与内地贸易的中断，加剧了经济的困难。
近代化的缓慢起步： 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崇明也开始了一些缓慢的近代化尝试。 教育方面，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浪潮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崇明设立了第一所官立高等小学堂，标志着新式教育的开端。 实业方面，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引进机器，兴办小规模的轧花厂、纺织厂，试图与洋货竞争。 社会生活方面，天主教、基督教开始传入崇明，设立教堂。现代邮政、电报等也开始出现。 然而，由于地理上的隔绝和传统经济的强大惯性，崇明的近代化进程总体上是迟缓的、被动的。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上海光复后，崇明也很快响应，成立了“崇明军政分府”，宣告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至此，崇明县自元代建州以来六百余年的封建历史画上了句号。这艘在风浪中航行了数百年的“沙船”，即将驶入一个更加波涛汹涌的全新时代。
(http://www.220book.com/book/W9P4/)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http://www.220book.com。顶点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http://www.220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