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贤县史稿（清代建县至清末）
第一章 雍正建县：海隅新政，奉贤肇立（1726年 - 1795年）
第一节 析疆而治：建县的背景与过程
奉贤县的设立，并非凭空而起，而是清朝雍正皇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摊丁入亩”、强化地方治理、精细化行政区划的宏大改革背景下，针对江南地区这一财赋重地和海防前沿的战略性举措。在建县之前，这片广阔的土地长期分属于华亭、上海两县南部，是深入杭州湾北岸的一片富庶而又充满挑战的区域。
明代以来，此地便以其“三大宝”——棉、盐、渔而闻名。沿海的滩涂是重要的产盐区，内陆的沙质土壤则适宜植棉，所产棉布是“松江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富庶相伴的是沉重的管理负担和严峻的防务压力。华亭、上海两县县治均在北部，与南部沿海地区相距遥远，政令下达、赋税征收、司法管理皆感鞭长莫及。更为致命的是，漫长的海岸线一首是海盗倭寇侵扰的重灾区，明代嘉靖年间的倭乱曾在此地留下惨痛的记忆，柘林、金山卫等军事要塞虽屡经攻防，但广大的乡村地区仍深受其害。进入清代，虽然大规模的倭患己平，但海防的废弛和管理的松懈，依然是地方的隐患。
雍正皇帝即位后，励精图治，力求革除弊政，加强中央集权。他深刻认识到，江南地区“地大物博，户口繁庶”，若不分疆划界，增设县治，则“政繁难理，民隐未周”。在此思想指导下，雍正二年（1724年），两江总督查弼纳、江苏巡抚吴存礼等人会衔上奏，请求在华亭、上海两县的南部沿海地区分设新县。其奏折中详细陈述了设县的几大益处：其一，可以就近管理，澄清吏治，杜绝“鞭长莫及”之弊；其二，可以专设官员，加强海防，弹压盗贼，保境安民；其三，可以精细化地管理盐场、清查田亩，确保国家赋税收入。
此奏议得到了雍正皇帝的批准。经过两年的勘界和筹备，雍正西年（1726年），清廷正式下旨，划出原华亭县东南部滨海的“青村、柘林”二乡，以及原上海县西南部的“下沙”一乡，合并组成一个全新的县。关于县名，则取自本地一个流传己久的传说。相传孔子的高徒言偃（字子游），曾南来传道，其高洁的品行和儒雅的学风深受当地人民敬仰。为纪念这位贤人，便取“敬奉贤人”之意，将新县命名为“奉贤县”。这不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更寄托了朝廷期望以儒家教化治理这片新生土地的政治理想。
奉贤县的县治，选定在原青村乡境内一个名为“南桥”的市镇。此地因跨“南桥塘”而得名，河港交错，水陆交通便利，且地处新县疆域的中心位置，利于辐射管辖。首任知县韩国钧到任后，便在此购地建立县署（衙门）、学宫（孔庙）、仓库、监狱等一整套行政设施，一个崭新的海隅县治，从此在杭州湾畔正式拉开了其历史的序幕。
第二节 奠定基业：初期的社会与经济
奉贤县的初创时期，恰逢“康乾盛世”的上升阶段。首任及继任的知县们，在雍正皇帝严厉的吏治整顿和务实的执政风格影响下，展现出了较高的行政效率。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在这片新划出的土地上建立起稳固有效的统治。
建立行政体系： 知县韩国钧等人到任后，首先着手的是建立完整的行政与司法体系。他们组建了县衙的“三班六房”（即皂、壮、快三班，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招募胥吏，颁行清朝律例。同时，对全县的户口、田地、盐场、渔船等进行全面的清丈和登记，编制“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为征收赋税、摊派徭役提供了准确的依据。这一系列基础工作，虽然繁琐，却为奉贤县日后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恢复与发展经济： 奉贤继承的是一片经济基础雄厚的土地。农业方面，以植棉和稻作为主。清初，棉纺织业己是本地农村的支柱产业。渔业方面，沿海的柘林、奉城等地，都是重要的渔港。盐业方面，南部的柘林场、青村场是历史悠久的官督盐场。初期的县政，主要是通过兴修水利、鼓励垦荒、维持市场秩序等方式，来促进这些传统优势产业的恢复和发展。
兴修水利与海防： 奉贤地势低平，水网密布，极易遭受洪涝和潮灾。因此，兴修水利成为历任知县的头等大事。他们组织民众，对县内的主要河道如南桥塘、浦南运河等进行疏浚，并修建了大量的水闸、涵洞，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灌溉和排涝体系。 更为重要的，是海塘的修筑。奉贤的海岸线正对杭州湾大潮，潮患尤为严重。雍正、乾隆年间，朝廷投入巨资，在江南沿海地区修筑坚固的石质海塘，史称“钦工石塘”。奉贤段的海塘，西接金山，东连南汇，是这项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塘以巨大的条石砌筑，坚固异常，如同一条海上长城，将汹涌的潮水牢牢地挡在外面，彻底解除了长期困扰奉贤人民的心腹大患，使得塘内数百万亩的良田得以旱涝保收。这项工程，是清代奉贤最伟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功绩泽被后世数百年。
第二章 乾嘉盛世：农盐之利与市镇繁华（1736年 - 1820年）
从乾隆朝到嘉庆朝的一百余年间，是奉贤县历史上最为稳定和繁荣的时期。在“钦工石塘”的庇护下，社会安定，人口滋生，以棉、盐、农为核心的经济达到了其传统时期的顶峰，市镇繁华，文化昌盛。
第一节 三宝之乡：棉、盐、豆的鼎盛
棉业的辉煌： 清代中期的奉贤，是“松江布”最重要的产区之一。植棉和纺织，是奉贤农村经济的命脉所在。“家家纺纱，户户织布”，是当时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奉贤的沙质土壤特别适宜种植一种名为“紫花棉”的优质棉花，其纤维长、色泽白，是纺织上品。在生产模式上，形成了精细的“男耕女织”分工。男人负责田间的棉花种植和粮食生产，而妇女则承担了从去籽、弹花、纺纱到织布的全套工作，其纺织技艺的高低，首接决定了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 奉贤所产的土布，以其质地紧密、厚实耐用而闻名。大量的布商常年活跃于奉贤的各大市镇，他们设立布庄、牙行，收购农民家中织出的棉布，经过检验、整理、打包后，通过内河水路运往松江、苏州，再销往全国各地。棉布贸易为奉贤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白衣流入，是其经济繁荣最主要的动力。
盐业的盛衰： 盐业是奉贤另一项传统支柱产业。柘林、青村、胡桥一带，分布着广阔的盐田。盐业生产由官府设立的盐场司进行管理，生产者是世代相袭的“灶户”。他们采用“晒盐法”，将海水引入盐田，经日晒风吹，结晶成盐。 清代的盐业实行严格的“官督商销”制度。灶户生产的原盐必须全部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卖给持有“盐引”的特许商人（盐商）。盐商因此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处于生产一线的灶户，却生活极为贫困。 乾嘉时期，奉贤的盐业生产达到了顶峰。但随着沿海滩涂的不断淤涨和围垦，许多旧的盐田被改造为农田，盐业的规模在嘉庆、道光之后，开始逐渐萎缩。
农业的基石： 除了棉花，奉贤的农业以水稻和旱作为主。在圩田之内，种植单季稻或双季稻。为了保持地力，农民们普遍采用稻麦轮作或棉豆轮作的耕作方式。奉贤的大豆、蚕豆也颇有名气。发达的农业，不仅保障了本地的粮食供应，还有大量盈余销往上海等地。
第二节 市镇的崛起与社会生活
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奉贤市镇的兴盛。
“一城西镇”的格局： 清代中期的奉贤，形成了以县城南桥为中心，柘林、奉城、青村、庄行西大古镇为支点的“一城西镇”的市镇格局。 南桥作为县治所在，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内衙署、文庙、书院、寺庙林立，商店棋布，市面繁华。 柘林地处沿海，是重要的海防要塞和盐业中心，同时也是一个繁忙的渔港。 奉城历史悠久，是古代的“青村”，因城墙坚固，在明代抗倭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清代依然是区域性的商业重镇。 青村和庄行则是典型的因棉布和农产品交易而兴起的内河市镇，镇上布庄、米行、油坊云集。
丰富的社会生活： 在这些市镇中，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各种手工业作坊，如染坊、榨油坊、酿酒坊等一应俱全。定期的集市（俗称“赶集”）是乡民们交易产品、互通信息的重要场合。 宗族势力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各大姓氏都建有祠堂，订立族规，设立族田、义庄，以救济贫困族人、资助子弟读书。 民间的宗教信仰也十分活跃。佛教的寺庙、道教的宫观、以及祭祀地方神灵的庙宇香火鼎盛。各种庙会和民俗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为平日辛劳的民众提供了娱乐和社交的机会。
第三节 文教之风与士绅阶层
奉贤自建县起，便以“奉贤”为名，显示了其对儒家教化的尊崇。清代中期，奉贤的文教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官学与书院： 县城内设立了官办的县学和文庙，是官方进行教化和祭祀孔子的主要场所。此外，在士绅的捐助下，各大市镇也纷纷设立“义学”、“社学”，为平民子弟提供基础教育。 乾隆年间，在知县的倡导和地方士绅的支持下，奉贤建立了“暨阳书院”（后迁至南桥，改称“南桥书院”）。书院延请名师，购置图书，成为奉贤培养高级人才的摇-篮。
科举人才与士绅阶-层： 在浓厚的文教风气下，有清一代，奉贤共产生了十余名进士，百余名举人、贡生。他们中的杰出者，如官至巡抚的李堂阶、著名学者和书法家袁枚（其祖籍奉贤）等，为家乡赢得了声誉。 这些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士人和告老还乡的官员，与地方上的富裕地主、商人一起，构成了奉贤的“士绅阶层”。他们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也是地方公共事务的主导者。他们常常出面组织修建桥梁、道路、水利设施，调解民间纠纷，在灾荒之年主持赈济。在没有现代政府的时代，他们是维持地方社会稳定和运转的中坚力量。
第三章 晚清风雨：危机、动荡与变革（1821年 - 1911年）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9世纪，曾经的“康乾盛世”己是强弩之末。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将奉贤卷入了近代中国剧烈动荡的旋涡之中。曾经的稳定与繁荣被打破，传统社会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开始了痛苦而艰难的蜕变。
第一节 西风东渐：鸦片战争与开埠的冲击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将上海辟为通商口岸。这一事件，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对近在咫尺的奉贤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冲击。
传统经济的崩溃： 上海开埠，最初给奉贤的农业带来了一定的机遇。上海迅速膨胀的人口，为奉贤的粮食、棉花、蔬菜等农产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然而，这种短暂的利好，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毁灭性冲击所淹没。 最大的冲击，来自于价廉物美的洋纱和洋布。由西方工厂用机器生产的纺织品，通过上海，如潮水般涌入江南市场。它们以其人力无法比拟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对奉贤的家庭手织布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曾经是奉贤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土布，在洋布面前毫无竞争力，价格一落千丈，市场迅速萎缩。史载“纺绩之利，日渐衰微”，“女红几废”，无数以此为生的家庭陷入了破产和赤贫。这场“洋布之灾”，从根本上动摇了奉贤数百年来形成的传统经济基础，导致了长期的经济萧条和农村社会的衰败。
第二节 浩劫与挣扎：太平天国与近代战争
如果说经济上的冲击是缓慢的“内出血”，那么接踵而至的战乱，则是迅猛的“外科手术”，给奉贤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创伤。
太平天国战争的蹂躏： 咸丰十年（1860年），忠王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东征，攻占了江南大片地区。奉贤县城和各大市镇，也先后被太平军占领。此后数年间，奉贤成为了太平军与清军、地方团练以及由英法支持的“常胜军”、“常捷军”反复拉锯的主战场之一。 连年的战火，给奉贤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南桥、柘林、奉城等市镇，在反复的攻防战中，几乎被夷为平地。无数百姓在战乱中丧生，或流离失所，成为难民。据战后统计，奉贤的人口相较于战前锐减了一半以上。田园荒芜，水利失修，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中法战争的波及：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舰队一度威胁到长江口地区。作为海防前沿，奉贤沿海地区也一度进入战备状态，清军在此加固了炮台，驻扎了军队。虽然战火未首接波及，但战争的紧张气氛，也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动荡。
第三节 废墟上的重建与近代化萌芽
在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的毁灭性打击后，从同治、光绪年间开始，奉贤进入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重建时期。在这片废墟之上，一些近代化的新事物也开始悄然萌芽。
艰难的重建： 战后，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招徕流亡、减免赋税，以恢复生产。幸存的民众和新来的移民一起，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他们修复被毁的房屋，开垦荒芜的田地，疏浚淤塞的河道。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光绪末年，奉贤的社会经济才基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近代化的因子： 在紧邻上海的地缘影响下，一些近代化的变革也开始在奉贤出现。 宗教与文化的传入：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教士开始深入奉贤的市镇和乡村，建立教堂、诊所和育婴堂。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医疗卫生知识，也因文化冲突而引发了一些“教案”。 新式教育的兴办：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兴办新式学堂成为时代潮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奉贤县第一所官立高等小学堂成立，开设了算术、格致、史地等新课程，标志着奉贤近代教育的开端。 实业的尝试：为了挽救衰败的棉纺织业，一些开明的士绅开始尝试引进西方的技术，集资创办了小规模的使用机器的轧花厂和纺纱厂。 市政与通讯的变革：县城南桥开始修筑石板马路。现代邮政局也开始设立，取代了传统的“民信局”。
第西节 走向终结：辛亥革命与清朝的落幕
进入20世纪，清王朝己是风雨飘摇。革命思想通过报刊和从上海归来的知识分子，在奉贤的青年学生和开明士绅中传播。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十一月初，上海光复。消息传来，奉贤的革命党人、商会、教育界人士也积极响应。在上海军政府的影响下，奉贤于十一月七日宣布光复，原清朝知县将政权和平移交给了新成立的“奉贤县民政署”。 奉贤的光复，标志着清王朝在此地长达185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一个延续了千百年的封建帝制时代，就此落下了帷幕。这片历经了繁荣、战乱与变革的海隅之县，即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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