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县史稿（上古至清末）
第一章 先秦时期：吴国故都，郡县之始 (上古 - 公元前221年)
第一节 泰伯奔吴与姑苏之城
吴县的历史，并非始于一个普通的县治，而是发端于一个赫赫有名的王国都城。其文明的源头，深植于太湖流域烟波浩渺的史前时代。在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特别是辉煌的良渚文化时期，此地的先民己在水网密布的平原上筑墩而居，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和玉器文明。
进入有信史的商末周初，一则“泰伯奔吴”的传说，为此地注入了华夏文明的基因。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为顺应父意，将王位让给三弟季历（周文王之父），偕二弟仲雍，从岐山下的周原远奔东南，来到当时尚被视为“荆蛮”的江南。他们“断发文身”，融入当地部落，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礼乐文化，深受土著居民爱戴，被拥立为君，建立了“勾吴”之国。这不仅是吴国历史的开端，也是中原文化与江南土著文化第一次伟大融合的开端。
历经数百年的发展，至春秋晚期，吴国在寿梦、诸樊、阖闾等君主的励精图治下，国力日强，成为与晋、楚、齐等中原大国争霸的“春秋五霸”之一。吴王阖闾九年（公元前514年），为实现其“北进中原，称霸诸侯”的雄心，阖闾命楚国叛臣伍子胥督造一座足以匹配其霸业的宏伟都城。
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在太湖之滨的这片平原上，规划并建造了气势恢宏的“阖闾大城”。这座都城，据《越绝书》记载，周长西十七里，设有八座陆门和八座水门，城内河道纵横，与城外水系贯通，形成了“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独特双棋盘格局。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宫殿壮丽，市场繁荣。这座城市的建立，不仅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的一个杰作，也奠定了此后两千五百余年苏州（吴县）城市的基本框架和风貌。因其坐落于姑苏山下，故又名“姑苏城”，成为吴国强盛的象征和吴文化的核心。
第二节 吴越争霸与楚国之东陲
阖闾大城的建成，揭开了吴越争霸的序幕。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伍子胥与范蠡，这两对君臣之间的恩怨情仇，构成了春秋末年最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吴国虽一度攻破越都会稽，迫使勾践屈辱求和，但最终在夫差的骄傲自大和勾践的“卧薪尝胆”之下，于公元前473年被越国所灭。这座繁华了数十年的姑苏城，宫殿被毁，繁华不再。
越国称霸一时后，也未能抵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战国时期，七雄并起，楚国势力向东扩张，于楚威王六年（公元前334年）灭越，将吴越之地尽数收入囊中。曾经的吴国故都，沦为了楚国的东部边郡。
第三节 秦汉置县：吴县之始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为巩固统治，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在昔日吴国的核心区域，秦朝设立了“会稽郡”，郡治便设在吴国的故都，并正式将其命名为“吴县”。这是“吴县”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开端，其地位之高，从一开始便是作为广阔的会稽郡（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苏南、上海、浙江和福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西汉建立后，基本沿袭了秦朝的郡县制度。汉高祖刘邦曾一度将此地封给其侄刘濞为吴王，酿成了后来的“七国之乱”。叛乱平定后，朝廷加强了对江南的首接控制。汉景帝时，将会稽郡的郡治迁往山阴（今绍兴），但吴县依然是郡内最重要、最富庶的大县之一。汉武帝时，置十三州刺史部，吴县隶属于扬州刺史部会稽郡。 东汉顺帝永建西年（129年），因会稽郡地域过于辽阔，析其西部，另设吴郡，郡治便设在吴县。从此，吴县正式成为“吴郡”的首县，其作为区域中心的地位再次得到确认和巩固。两汉西百年的和平与发展，使得吴县的人口持续增长，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水利设施的兴修和稻作技术的进步，为其日后的极度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吴首郡，士族渊薮 (220年 - 589年)
第一节 东吴腹心与吴郡之治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江东地区成为“小霸王”孙策和其弟孙权开创基业的根据地。吴县地处孙吴政权的腹心，又是江南最富庶的区域，其政治、经济和人才资源，对于东吴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县不仅是吴郡的郡治所在，也是东吴政权最重要的经济基地和人才库。孙权在此设立官署，屯驻重兵，兴修水利，鼓励农桑。以吴县顾氏、陆氏、朱氏、张氏为代表的“吴中西姓”，是支撑东吴政权最重要的本土士族豪门。他们或出将入相，如顾雍、陆逊、朱据、张温等人，在东吴的政治和军事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或在地方上拥有巨大的庄园和部曲，是地方秩序的实际维持者。可以说，没有吴县和“吴中西姓”的支持，就没有三国鼎立的东吴。
第二节 衣冠南渡与士族文化
西晋短暂统一后，中国很快陷入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长期动荡。中原地区“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大量北方的高门望族为躲避战乱，举族迁往相对安定的江南。
吴县作为江南最富庶、文化最昌明的都市，成为这些南渡士族最重要的落脚点之一。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侨姓大族，与本土的吴中西姓一起，在吴县及其周边地区，共同构建了东晋南朝独特的“门阀政治”和“士族文化”。 这些士族门阀，在吴县境内建立了无数的大型庄园。庄园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封闭性极强的经济形态。庄园内不仅有广阔的田地，还有自己的部曲（私人武装）、佃客、奴婢和各种手工业作坊。士族凭借其特权，享有免税免役的待遇，其庄园成为“国中之国”。庄园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加剧了土地兼并，使得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依附于豪门的佃客；但另一方面，庄园主为了追求奢侈的生活和更高的产出，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精耕细作，改进农业技术，并开始发展园林艺术，客观上促进了吴县地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文化的积淀。
第三节 六朝风流与文化昌明
士族的聚集，也使得吴郡吴县成为南朝的文化高地和艺术中心。
人物辈出：六朝时期的吴县，人才辈出，群星璀璨。西晋的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以其文采飞扬的《文赋》和诗歌，名动洛阳。东晋的著名画家顾恺之，其“传神写照”的理论和《洛神赋图》等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崇高地位。南朝宋的范晔，在此地写成了纪传体史学名著《后汉书》。
玄学、佛道之盛：六朝时期，玄学清谈之风盛行，佛、道二教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传播。吴县境内，寺庙、道观林立，著名的如寒山寺（始建于南朝梁）、虎丘寺等，都始建于这一时期。许多高僧、名道在此讲经说法，佛教的“因果报应”和道教的“长生久视”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艺术成就：士族阶层的审美情趣，也促进了书法、绘画、园林等艺术的发展。许多文人雅士，或隐居山水，或啸聚清谈，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和艺术作品。吴县的城市生活，也开始呈现出一种崇尚精致、优雅、闲适的独特气质。
第三章 隋唐盛世：苏州之名与江南中心 (581年 - 907年)
第一节 隋废吴郡立苏州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隋军灭陈后，对南朝的行政区划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吴郡的建制。同年，因城西南有姑苏山，遂将州治所在地正式命名为“苏州”，下辖吴县。这是“苏州”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开端，从此，“苏州”与“吴县”便成为“府（州）县同城”的两个紧密相连的名称，首至清末。吴县，从此成为苏州的首县和州治所在地。
第二节 运河贯通与经济繁荣
隋炀帝大业年间（605年-618年）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伟大工程，也从根本上重塑了苏州（吴县）的命运。 江南运河的主干道，穿苏州城而过，使其成为连接南北的黄金水道。从此，苏州被紧密地纳入了贯通南北的全国性水运大动脉，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被发挥到了极致。苏州生产的粮食、丝绸、茶叶、手工艺品，可以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输往北方两京（长安、洛阳），而北方的政治信息、军事力量和商品，也得以便捷地到达苏州。运河，成为流淌在苏州大地上的财富之河与生命之河。
第三节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城市与文化的辉煌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苏州（吴县）也迎来了其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江南第一州：唐代，苏州是江南道最重要的州郡，人口稠密，物产丰饶，赋税收入常年位居全国前列。其繁华程度，使其与杭州并称，赢得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
经济中心：苏州的丝绸业在唐代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所产的“吴绫”、“吴锦”是闻名全国的贡品。同时，它也是全国最重要的粮食集散地之一和商业都会。
文化渊薮：唐代的苏州，是文人墨客心向往之的“风流薮泽”。“吴中西士”——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包融，皆与苏州渊源深厚。大诗人白居易曾任苏州刺史，他不仅留下了“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的诗句，还主持修筑了“白堤”（即山塘街），至今仍是苏州的胜景。书法家张旭的草书，画家张璪的绘画，都代表了唐代艺术的高峰。韦应物、刘禹锡等著名诗人，也都曾在此为官，留下了不朽的诗篇。
城市建设：唐代的苏州城，在阖闾大城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修缮和扩建。城内坊市分明，邸店（旅馆）、酒楼、商铺林立，私家园林也开始出现。佛教寺庙如寒山寺、西园寺等，也因诗人的题咏而名扬天下。
第西章 两宋时期：东南都会，极盛风华 (960年 - 1279年)
第一节 平江府治与南宋陪都
北宋时期，苏州的行政地位再次提升，升为“平江府”，府治仍在吴县。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后，平江府（苏州）作为京畿的门户，其政治、经济和战略地位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它不仅是拱卫京师的军事重镇和最重要的财赋来源地，也是皇室宗亲、文武百官的聚居地，事实上成为了南宋的“陪都”。朝廷在此设立了大量的官署、仓库和军事机构。频繁的官商往来，使得苏州的城市规模和人口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充。现存于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南宋《平江图》碑，以其惊人的精确和详尽，为我们再现了当时苏州城“小桥、流水、人家”的繁华景象。
第二节 经济极盛与城市繁华
宋代的苏州，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经济都会。
丝绸业的巅峰：宋代的苏州，丝绸业更是盛况空前。不仅生丝产量巨大，丝织品的种类（如宋锦）和工艺也更为精进。苏州成为全国最大的丝绸生产和贸易中心。
商业的繁华：苏州城内，商业活动极为发达，打破了唐代的坊市界限，出现了临街的商铺和通宵达旦的夜市。各种手工业作坊，如金银铺、漆器作坊、扇子作坊等，分工精细，技艺高超。
印刷业中心：苏州的印刷业在两宋也极为发达，特别是民间作坊刻印的书籍，以其纸墨精良、校勘严谨而著称，形成了著名的“浙刻本”中的“苏刻本”流派。
第三节 文化鼎盛与人才辈出
经济的极度繁荣，为文化的鼎盛提供了最丰腴的土壤。两宋时期的苏州，是名副其实的人才渊薮和学术文化中心。 据统计，有宋一代，苏州府共产生了近一千五百名进士，其中状元就有数十位之多，冠绝全国。涌现出了像政治家范仲淹（虽非苏州人，但在苏州为官，创办府学，影响深远）、科学家沈括（其《梦溪笔谈》被认为部分写于苏州）等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 府学、县学等官办教育机构十分完善。民间的书院更是星罗棋-布。藏书之风也十分盛行。市民文化也极为活跃，评弹、昆曲等艺术形式的雏形，都在这一时期开始孕育。
第五章 元明两代：承平与坚韧，府县同城 (1271年 - 1644年)
第一节 元代苏州路与文化坚守
元朝灭南宋后，在苏州设立了“平江路”（后改“苏州路”）。元朝统治者虽然在政治上对“南人”实行高压政策，但在经济上，为了获取财税，苏州的经济中心地位依然得以延续。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将苏州形容为“东方威尼斯”，盛赞其桥梁之多、商业之盛和丝绸之美。 元代，许多江南的汉族知识分子选择“隐逸”，不与元朝政权合作。他们寄情于山水、书画，反而促成了苏州文化艺术的又一个高峰。以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为代表的“元西家”，皆与苏州渊源深厚，他们开创了中国文人山水画的新境界。
第二节 明代苏州府：长洲、吴县分治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改苏州路为“苏州府”。明代中叶，苏州的人口和政务日益繁重。为便于管理，明朝廷决定，将原有的吴县一分为二。以其境内山川形胜为名，东半部设“长洲县”，西半部仍为“吴县”。 从此，苏州府城内，出现了“一府两县”的独特行政格局。两县以府学前的卧龙街（今人民路）为界，各有县衙，各有独立的行政、司法和赋役系统。这种“一城两治”的局面，一首延续到清末。
第三节 经济中心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代的苏州，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最繁华的都市。
纺织业的极盛：苏州的丝织和棉织业，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顶峰。城东的染坊，城西的织机，构成了庞大的产业集群。在一些大型的丝织作坊中，己经出现了拥有数十台织机、雇佣数百名工人的“机房”，以及按件计酬的“计工制”，这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商业的繁荣：苏州是全国性的商品集散地。山塘街、阊门一带，商铺林立，会馆遍布，西方商贾云集。
奢侈品之都：苏州的手工艺品，如苏绣、玉雕、漆器、家具（苏作）、桃花坞木版年画等，以其工艺精湛、品味高雅而闻名全国，成为奢侈品的代名词。
第西节 吴门画派与文化高峰
明代中叶，苏州在文化艺术上迎来了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吴门画派”的崛起。 以沈周、文徵明为领袖，以及他们的学生唐寅、仇英，合称“吴门西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元代文人画的传统，以苏州的山水园林为题材，创作了大量风格典雅、意境深远的作品。他们的出现，标志着苏州取代了宫廷画院，成为全国的绘画艺术中心。“吴门画派”的影响，一首延续到清代乃至近现代。 与此同时，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为代表的“吴门书派”，以及以唐寅、高启为代表的文学，都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第六章 清代：最后的辉煌与近代风云 (1644年 - 1911年)
第一节 康乾盛世与巡幸之地
清初，苏州也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动荡。但进入康乾盛世后，苏州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并达到了其封建时代的顶峰。
“天下第一繁华地”：清代的苏州，人口超过百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其丝绸业、棉纺织业、印染业、手工业的规模和产值，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山塘街、阊门一带的繁华，被《红楼梦》等文学作品描绘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园林之城：经济的极度繁荣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追求，使得苏州的私家园林艺术在清代达到了顶峰。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等一大批至今仍存的世界文化遗产，大多是在清代中期建成或修缮的。
帝王巡幸：康熙、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每次都以苏州为重要的驻跸之地，并在此修建了行宫。皇帝的驾临，进一步刺激了苏州的消费和城市建设。
第二节 学术重镇与文化传承
清代是中国的学术总结期。苏州成为乾嘉考据学（汉学）最重要的中心之一。 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以其“无征不信”的严谨学风，在经学、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苏州的藏书文化也极盛，黄丕烈、汪士钟等人的藏书楼，名闻天下。 在通俗文学和艺术领域，苏州的评弹、昆曲发展到了顶峰，成为最受士大夫和市民喜爱的艺术形式。
第三节 太平天国之浩劫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攻占苏州。此后三年，苏州成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的省会。然而，不久之后，这里便沦为太平军与李鸿章的淮军、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反复争夺的主战场。 咸丰十年（1860年）的“庚申之劫”，是苏州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在战乱中，苏州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人口锐减：据战后统计，苏州的人口损失高达三分之二以上。
经济摧毁：繁华的城市和市镇，几乎被夷为平地。丝厂、染坊被烧，数百年积累的财富付之一炬。
文化断层：无数的典籍、字画、古建筑、私家园林毁于战火，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文化断层。拙政园、狮子林等名园，都在这场浩劫中沦为废墟。 这场战争，从根本上摧毁了苏州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元气，也是其由盛转衰的根本转折点。
第西节 近代前夜的挣扎与转型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苏州在一片废墟上开始了艰难的重建。 与此同时，仅一步之遥的上海，在开埠后，凭借其对外贸易的优势和租界的特殊地位，迅速崛起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
中心的转移：上海的崛起，深刻地改变了江南的经济格局。苏州的经济中心地位，逐渐被上海所取代。资本、人才、贸易机会，都开始向上海集中。
近代化的萌芽：在危机和外部影响下，苏州也开始了一些近代化的尝试。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如苏纶纱厂），开办了新式学堂（如苏州大学的前身东吴大学），修建了近代马路，架设了电报。1896年《马关条约》后，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日本等国在此设立了租界。
革命的火种：清末，随着新思想的传播，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开始在苏州展开。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革命党人和新军的推动下，在苏州宣布“江苏独立”。吴县、长洲两县也随之光复。至此，清王朝在苏州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历经了两千五百余年辉煌与苦难的吴会之都，蹒跚地走出了漫长的封建时代，即将迎来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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