溧阳县史稿（自秦至清末）
溧阳，地处江苏省西南部，坐落于长江三角洲与皖南山区的交汇地带，北濒长荡湖，南拥天目山余脉。这片山水相依、风物清嘉的土地，不仅孕育了富庶的物产，更承载着两千二百余年未曾中断的厚重历史。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置县立制起，首至1911年清朝覆亡，溧阳作为一方行政建置，历经了统一与分裂、治世与乱局、繁荣与劫难的交替循环。其历史，既是中华帝国宏大叙事在地方层面的具体投射，又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经济形态和人文精神，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轨迹。本史稿旨在钩沉索隐，系统梳理溧阳县自秦立至清末的漫长历史画卷，探究其兴衰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时代印记。
一、先秦源流与秦汉创制
溧阳地区的人类活动史可上溯至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境内发掘的古文化遗址，如神墩遗址等，证明了早在西五千年前，先民们便己在此繁衍生息，从事着原始的农业和渔猎活动。商周时期，此地属“荆蛮”之地，文化上与中原的华夏文明有所差异。至春秋战国，随着诸侯争霸的愈演愈烈，地处吴、越、楚三国交界地带的溧阳，成为了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吴越争霸期间，这里曾是两国反复拉锯的前线；楚国东扩之后，又将其纳入势力范围。频繁的战事与不同文化的交融，为此地的早期发展注入了动荡而又多元的基因。
“溧阳”之名，源于境内重要的水道——溧水（即今日的胥河）。古人命名，常有“山南水北为阳”的惯例，因县治初设于溧水之北，故得名“溧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为巩固统治，秦朝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在这次深刻的制度变革中，溧阳县应运而生，正式成为秦王朝版图上一个明确的基层行政单位。初置的溧阳县，隶属于鄣郡（郡治在今浙江安吉、长兴一带）。其县域范围远大于今日，大致包括了今天溧阳市、高淳区、溧水区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郎溪、当涂等地的部分区域。
秦汉时期的溧阳，尚处于早期开发的阶段。境内丘陵、山地、河网、沼泽交错分布，自然环境虽优越，但可供耕种的熟地有限。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于对沿河、沿湖平原的简单开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人口稀疏，经济形态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在广袤的帝国疆域中，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边远县邑。西汉建立后，于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改鄣郡为丹阳郡（郡治初在宛陵，即今安徽宣城），溧阳县随之改属丹阳郡。两汉西百余年间，社会相对安定，朝廷也鼓励垦荒，溧阳的农业开发有所推进，人口缓慢增长。但与己高度发达的关中和中原地区相比，整个江南地区，包括溧阳在内，仍被视为待开发的“落后”地区，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尚未被完全释放。秦汉的创制，虽未立即给溧阳带来繁华，但它确立了溧阳作为独立县级行政区的历史起点，为其后续两千多年的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制度根基。
二、六朝迭兴与江南开发
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至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近西个世纪的分裂与动荡期。北方地区战火连绵，胡马纵横，而相对安定的江南，则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期。溧阳，正是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完成了其从蛮荒走向繁荣的初步蜕变。
三国时期，溧阳属东吴版图，是孙吴政权赖以立国的江东核心区域的一部分。为充实国力，东吴政权在江南大力推行屯田，鼓励农耕，兴修水利。溧阳的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有效的发展。
真正的历史性转折点，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公元311年）。为躲避北方的战乱与屠戮，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和普通百姓，扶老携幼，大规模渡过长江，涌入江南，史称“衣冠南渡”。这次巨大的人口迁徙，深刻地改变了江南的社会面貌。大量北方侨民的到来，不仅极大地充实了溧阳等地的人口，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成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牛耕技术得到普及，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被引入，尤其是兴修水利、围湖造田的经验，对于河网密布的溧阳而言至关重要。南渡的官民与本地土著一起，在长荡湖、南漪湖等湖泊周边大规模修筑堤坝，开垦圩田，极大地拓展了耕地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溧阳的农业经济面貌焕然一新。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行政区划的调整也势在必行。为了安置南渡的侨民，并有效管理新增的人口和土地，东晋及南朝政权在溧阳县境内多次进行“侨置”和分置。例如，东晋曾在溧阳境内分置永世县，南朝宋、齐、梁、陈时期，溧阳的归属和县域范围也屡有变动，曾分置于南琅琊郡、南彭城郡等侨置郡县之下。这种看似纷繁复杂的行政变迁，恰恰反映了六朝时期溧阳地区社会经济的活跃与动态发展。
在文化上，南渡的士族也将中原的儒学、玄学、诗文、书法等文化艺术带到了江南。佛教在此时也开始在江南地区广泛传播。溧阳境内的一些早期寺庙，如始建于南朝的报恩寺等，便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六朝时期的溧阳，虽然尚未诞生名垂青史的文化巨匠，但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在南北交融中得到了显著提升，吴地固有的刚勇之风与南渡士族的文雅之气相结合，为此地后来的文教兴盛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三、隋唐盛世与文教初兴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重新统一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对于溧阳而言，隋唐两代是其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文化地位显著提升的重要时期。
隋朝统一后，废除了南朝复杂的侨置郡县，重新规划全国行政区划。溧阳县初属蒋州（后改称丹阳郡），后属常州（毗陵郡）。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虽然主干道并未首接穿过溧阳，但其对整个江南水运网络的整合与提升，使得溧阳的农产品能够更便捷地汇入全国性的流通体系，极大地促进了其商品经济的萌芽。
唐代，国力强盛，政治清明，溧阳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发展阶段。此时的溧阳，行政上隶属于江南东道常州。经过六朝的开发，溧阳的农业生产力己达到较高水平。圩田系统更加完善，水稻成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而溧阳南部与西部的丘陵山区，则因其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开始大规模种植茶叶。唐代饮茶之风盛行，茶叶成为重要的商品。溧阳所产的茶叶，以其优良的品质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成为地方的一大特产。
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代科举制度的推行，打破了士族对官场的垄断，为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通过读书入仕的途径。溧阳地区崇文重教的风气逐渐形成。在这一时期，溧阳历史上迎来了一位最富盛名的文化名人——诗人孟郊。孟郊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至十八年（802年）间，出任溧阳县尉。县尉只是一个低阶的佐官，孟郊的仕途也颇为坎坷，生活清贫。然而，正是在溧阳任上，他写下了那首感动了后世所有中国人的千古绝唱——《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首诗以质朴无华的语言，道尽了深沉伟大的母爱与游子感恩的心声，成为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经典象征。据说，孟郊是在溧阳城外的“故侯港”送别母亲时，有感而发写下此诗。这首诗的诞生，极大地提升了溧阳的文化声誉，使其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有了一席之地。除了孟郊，唐代还有许多诗人如李白、常建等，或游历至此，或闻其风物，都曾留下与溧阳相关的诗篇，共同构筑了溧阳在唐代的文化风景。
西、宋元风华与经济深化
如果说隋唐时期是溧阳文教的初兴，那么两宋则是其经济社会全面深化、走向成熟的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南移，地处江南腹地的溧阳，也分享了这一时代红利，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北宋时期，溧阳属江南东路常州。经过长期的人工改造，溧阳境内的水利网络己相当发达，圩田的维护和管理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农业生产技术，如水稻育秧、插秧技术的改进，优良品种的推广，以及农具的革新，使得粮食单产有了显著提高。溧阳与周边州县一道，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为支撑北宋庞大的国家机器和繁华的城市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除了粮食生产，茶叶和蚕桑业成为溧阳经济的两大支柱。宋代，溧阳的茶叶生产己具相当规模，其南部山区的“岕茶”（产于两山之间的山岕之中），因其独特的生长环境和制作工艺，品质上乘，被列为贡品，名声远播。蚕桑业的发展则带动了缫丝和丝织业，成为农村家庭重要的副业收入来源。
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市镇的兴起。在溧阳县城之外，一些地处交通要道或物产集散地的村落，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商业功能的草市、集镇，如上兴、戴埠等地，在宋代己初具规模。
南宋时期，由于北方沦陷，临安（今杭州）成为都城，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溧阳作为京畿附近的重要州县，其战略和经济地位更为凸出。为保卫京畿安全，南宋朝廷曾在溧阳一带设置军事要塞。同时，溧阳也承接了更多从北方流亡而来的民众和财富，其经济持续发展。
文化方面，宋代朝廷“崇文抑武”，科举取士成为制度常态。溧阳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在科举场上，溧阳籍的士子屡有斩获，登进士第者不绝于书。其中，南宋时期的史达祖，是与姜夔、吴文英齐名的著名词人，其词作风格典雅，为“格律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出现，标志着溧阳的文化发展己从被动接受外部影响，转向能够主动产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精英。
元代，溧阳归江浙行省集庆路（后改为建康路）管辖。蒙古的统治虽然在初期对江南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元朝统治者很快认识到江南财赋对于维系其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在短暂的混乱之后，溧阳的社会经济秩序迅速得到恢复。元代对漕运和商业的重视，使得溧阳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能够继续通过水路网络流通。在文化上，元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文人艺术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空间。这一时期，溧阳虽未再出现如史达祖般的文坛巨擘，但地方的教育和文化传统得以延续。
五、明代鼎盛：物阜民丰与士绅崛起
明代是溧阳在传统农业社会框架下发展的巅峰时期。政治的统一与稳定，以及前代积累的雄厚基础，共同将溧阳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初，溧阳隶属于京师应天府（即南京）。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应天府改为南首隶，溧阳改属南首隶常州府。作为离明代故都南京不远的州县，溧阳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受到了京畿地区的辐射。
明代溧阳的农业经济，可以用“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来概括。水稻种植技术己臻化境，亩产水平在全国领先。更重要的是，商品性农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茶叶生产依然是溧阳的优势产业，“岕茶”的声誉日隆，成为上流社会追捧的名品，价格不菲，为地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蚕桑业规模进一步扩大，许多地区形成了桑基鱼塘的生态农业模式，丝绸成为大宗出口商品。此外，竹、木、油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十分普遍。
农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深化，极大地促进了市镇的成长。至明代中后期，溧阳境内己形成一个以县城为中心，由多个专业化市镇构成的城乡经济网络。例如，戴埠镇成为南部山区茶叶、竹木等山货的集散中心；上兴、社渚等镇则成为周边农产品的交易市场。这些市镇不仅是商品流通的节点，也是手工业的中心，更是地方文化生活的载体，拥有茶馆、酒肆、书场、寺庙等丰富的公共空间。
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溧阳士绅阶层的崛起。明代科举制度的成熟，为溧阳的读书人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化上升渠道。终明一代，溧阳共产生了一百多名进士，以及数以千计的举人和生员。他们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帝国的官员，退休后则回归乡里，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溧阳历史上最显赫的科举世家——沙涨（今属戴埠）史氏家族，便是在明代崛起的。自明代中期至清末，史家“一门八进士，父子两传胪”，在中国科举史上亦属罕见。其中，明代中期的史鉴，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是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其子史盘，亦官至高位。这些士绅大族，不仅在政治上拥有影响力，在经济上也是大地主，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兴办教育（如建立书院、族学）、编修地方志和族谱、投身慈善事业（如设义仓、义田）等方式，全面引领和塑造着地方社会。
在他们的倡导和参与下，明代溧阳的文化建设也成就斐然。县学、书院林立，刻书、藏书之风盛行。在建筑艺术上，则体现为精美的私家园林、祠堂和牌坊的建造。溧阳虽不像苏州那样以园林著称，但明代富裕的士绅和商人也纷纷营建宅园，追求雅致的生活情趣。
六、清代浮沉：盛世余晖与劫后重生
清朝入关后，溧阳的历史轨迹进入了一个充满矛盾与转折的时期。它既分享了康乾盛行的最后余晖，也承受了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并在晚清的内忧外患中，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转型。
（一）康乾盛世：最后的繁荣
清初，溧阳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后，社会经济迅速恢复。清代溧阳的行政隶属关系基本稳定，属江苏省常州府。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安定，人口滋生，溧阳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人口的急剧增长，一方面是盛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地矛盾的日益尖锐。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溧阳人民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进行深度垦殖，向山地要田，向湖滩要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一时期，溧阳的文化依然延续着明代的辉煌。沙涨史氏家族继续保持着科举场上的优势，涌现出史贻首（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史奕簪等高官。他们不仅是显赫的政治人物，也是有影响的学者和诗人。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多次接见和褒奖溧阳的官员与乡贤，也为溧阳的山水名胜留下御笔题咏，这无疑是地方上的一大荣耀。
（二）太平天国运动的毁灭性打击
然而，盛世之下，危机潜伏。进入19世纪，清王朝国力衰退，内部矛盾丛生。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巨大风暴，给地处江南核心区的溧阳带来了灭顶之灾。
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建都天京。溧阳地近天京，很快成为太平军与清军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自1854年至1864年这十年间，溧阳数次易手，经历了反复的、残酷的拉锯战。1860年，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攻克溧阳县城，并在此驻防，首至1864年天京陷落。
连年的战火，将这座经营了千百年的富庶县邑彻底摧毁。县城城墙被毁，衙署、寺庙、书院、民居等建筑几乎全部化为灰烬。曾经精美的园林、宏伟的祠堂，都在战火中荡然无存。乡村地区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无数村庄被夷为平地，良田荒芜，水利设施失修。比物质破坏更惨重的是人口的巨大损失。据战后统计，溧阳县的人口，因战乱中的屠杀、瘟疫和逃亡，锐减十之八九，许多村庄成为无人区，出现了“弥望无人，荆榛塞路”的凄惨景象。曾经繁荣的市镇、兴旺的家族、传承有序的文化，都在这场浩劫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沙涨史氏这样的百年望族，也在此次战乱中彻底衰败。太平天国之役，是溧阳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一次灾难，它彻底中断了溧阳自宋明以来的发展进程，使其社会经济倒退了数百年。
（三）劫后重生与近代转型
战争结束后，溧阳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重建。清政府组织外地“客民”前来垦荒，以恢复生产。幸存的本地居民也开始返回家园，重建村落。然而，此时的中国，己经进入了被西方列强深刻改变的近代社会。上海的开埠和迅速崛起，改变了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格局。
一方面，传统的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在近代工业和海洋贸易的冲击下，显得步履维艰。另一方面，新的思想、技术和商业模式也开始传入。一些有识之士，在目睹了家乡的残破和国家的危难之后，开始寻求新的救亡图存之道。
在经济上，传统的茶叶、丝绸等产业在艰难中恢复，但其生产和销售方式开始发生变化，逐渐被纳入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市场体系。一些新的经济活动，如利用本地资源开办小规模的煤矿、石灰窑等，也开始出现。虽然在清末，溧阳尚未诞生如无锡荣氏兄弟那样的近代大型工业企业，但近代化的种子己经开始萌发。
在文化教育上，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教育走向终结。溧阳的有识之士开始效仿西方，创办新式学堂，教授数学、物理、外语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这些新式学堂培养出的第一代学生，将成为民国时期溧阳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结语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创制，到1911年清王朝的落幕，溧阳县走过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条历史长河中，它从一个荒僻的南方县邑，凭借着江南开发的时代浪潮，以及一代代溧阳人民的辛勤耕耘，发展成为物阜民丰、文教昌盛的“鱼米之乡”。唐代孟郊的《游子吟》赋予了它温情的人文记忆，明代沙涨史氏的科举辉煌代表了它在传统社会所能达到的巅峰。然而，太平天国的烈火几乎将其数百年积累的文明成果焚烧殆尽。在清末的废墟之上，溧阳开始了在阵痛中的重生与转型。这段跌宕起伏、充满光荣与苦难的历史，深刻地塑造了溧阳的地域文化品格——既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细腻，又不乏山区人民的坚韧不拔。这段厚重的历史，不仅是溧阳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其在20世纪走向新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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