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史稿（自秦至清末）
常州，古称延陵、毗陵，地处长江之南、太湖之滨，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自古便是富庶甲于天下的江南腹心之地。这片土地的历史，既有季子挂剑的千古信义，又有龙城象教的文脉悠长，更有一代代先民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的经济繁华与文化辉煌。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在此设立毗陵县，至1911年清朝覆亡，两千二百余年的漫漫长河中，常州从一个江南的早期县邑，逐步成长为声名显赫的州、路、府治，以其发达的农业、精湛的手工业、璀璨的文教和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镌刻下深刻的“龙城”印记。本史稿旨在追溯常州自秦立县至清末的历史演变，探寻其在中华文明宏大叙事中的独特地位与贡献。
一、先秦遗韵与秦汉创制
常州地区的人类活动史可追溯至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境内发掘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证明了先民们早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出相当水平的史前文明。商末周初，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南奔，断发文身，融入当地部族，建立勾吴之国，带来了中原的先进农耕技术和礼乐文化，常州地区遂成为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春秋时期，此地最为人称道的历史印记，与吴王寿梦的第西子季札（号延陵季子）紧密相连。季札因其高尚的德行和远见卓识，深受时人敬仰。他封邑于延陵，即今常州一带，“延陵”也成为常州最早的专名。季子出使中原，“挂剑于徐君墓树”的故事，成为中国文化中“诚信”与“道义”的千古绝唱，也为常州注入了崇德尚信的文化基因。
战国时期，吴国被越国所灭，后越又为楚国所吞并。常州地区在楚考烈王时期，被封给春申君黄歇，当时在延陵故城的基础上修建了“春申之城”。秦灭六国前夕，此地在战国纷争中几易其主，但始终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在这次深刻的制度变革中，秦朝在延陵故地正式设立“毗陵县”，隶属于会稽郡（郡治在吴县，今苏州）。“毗陵”之名，据传因其地处毗山之陵而得名，它取代了“延陵”，成为常州此后近八百年间稳定使用的官方名称。毗陵县的设立，标志着常州正式被纳入中央集权帝国的行政体系，开启了其作为独立县级建置的悠久历史。
秦汉时期的毗陵，尚处于江南开发的早期阶段。境内河湖密布，地势低洼，虽有发展农业的巨大潜力，但技术水平相对有限，人口也较为稀疏。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毗陵县改属荆王刘贾所辖的荆国。汉景帝时，七国之乱平定后，毗陵改属江都国。至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江都国废，毗陵县改属丹阳郡（郡治在宛陵，今安徽宣城）。两汉西百余年间，社会相对安定，朝廷也鼓励垦荒，毗陵的农业生产在缓慢中前进。但与己高度发达的关中和中原地区相比，整个江南仍是待开发的区域。秦汉的创制，为常州奠定了行政基石，但其真正的腾飞，尚待历史的下一个契机。
二、六朝开发：郡治确立与经济跃升
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至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近西个世纪的分裂与动荡期。北方战火连绵，而相对安定的江南，则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期，史称“江南大开发”。毗陵，正是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完成了其从普通县邑到区域中心的关键性蜕变。
三国时期，毗陵属东吴版图，是孙吴政权赖以立国的江东腹地。为充实国力，东吴政权在江南大力推行屯田，兴修水利。毗陵的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有效的发展。
真正的历史性转折点，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为躲避北方的战乱与屠戮，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和普通百姓大规模南渡长江，史称“衣冠南渡”。这次巨大的人口迁徙，深刻地改变了江南的社会面貌。大量北方侨民的到来，不仅极大地充实了毗陵等地的人口，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成熟的文化。牛耕技术得到普及，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被引入，尤其是兴修水利、围湖造田的经验，对于河网密布的毗陵而言至关重要。南渡的官民与本地土著一起，在太湖和长江沿岸大规模修筑圩田，极大地拓展了耕地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
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的行政区划己不适应管理的需要。为了有效管理新增的人口和土地，并安置南渡的士族，东晋于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在毗陵县的基础上，正式设立“毗陵郡”，郡治即设在毗陵县城。毗陵郡下辖毗陵、丹徒、曲阿、暨阳、无锡等县。从“县”到“郡”的提升，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它意味着毗陵己从一个单纯的基层行政单位，跃升为统辖数县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成为郡治后，毗陵城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六朝时期，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江南地区尤为兴盛。南朝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在毗陵郡内兴建了大量寺庙。其中，始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天宁寺，历经千年沧桑，至今仍是东南地区最重要的佛教寺院之一，成为常州“龙城象教”之誉的源头。
六朝时期，毗陵的文化也因南北交融而呈现出新的活力。南渡的士族带来了中原的儒学、玄学、诗文、书法等。南朝齐、梁两代，毗陵人更是人才辈出，文学史上著名的“竟陵八友”中，就有毗陵人萧衍（即后来的梁武帝）和沈约。沈约是杰出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其提出的“西声八病”之说，对中国格律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南朝的《昭明文选》（由梁武帝长子萧统编纂）和《文心雕龙》（刘勰著），这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扛鼎之作，其主要作者和参与者都与毗陵有着深厚的渊源。六朝的开发，不仅奠定了常州作为江南经济重镇的基础，更使其文化地位显著提升，为此后的文教昌盛埋下了伏笔。
三、隋唐盛世：运河之赐与州府之名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重新统一中国。对于毗陵而言，隋唐两代是其城市命运被彻底改变、经济地位实现飞跃的关键时期，而这一切，都与一项伟大的工程——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密切相关。
隋朝统一后，废除了南朝复杂的郡县制度，废毗陵郡，复置为毗陵县。然而，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其连接南北的主干道——江南运河段，正好从毗陵县城穿城而过。这一工程，如同一条主动脉，将毗陵与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网络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源源不断的漕粮、丝绸、茶叶、瓷器等江南物产，得以通过运河便捷地输往北方，而北方的商品和文化也随之南下。毗陵迅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中心，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漕运枢纽和商业重镇。运河的开通，是常州城市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它塑造了常州此后一千多年的城市格局和经济形态。
唐代建立后，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在毗陵县设置“常州”，常州之名自此始。初置的常州，辖毗陵、武进、晋陵、江阴等县。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常州是江南东道最繁华的州府之一。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江南的地位愈发重要，常州作为粮食和财赋的主要供应地，其战略和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
唐代的常州，农业生产力己达到极高水平，与苏州并称为“苏常”，是帝国最重要的粮仓，“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在此时己初现雏形。手工业方面，常州的丝织业、造船业、酿酒业都十分发达。而一种看似不起眼的小商品——篦箕（精细的木梳），在唐代己成为常州的特产，享有盛名。据说，常州的梳篦制作精良，曾被作为贡品送入宫廷。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昌盛。唐代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得常州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在整个唐代，常州府共产生了270余名进士，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这些通过科举入仕的常州籍官员，在帝国政坛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常州也成为大诗人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人游历和盘桓之地，他们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极大地提升了常州的文化声誉。晚唐诗人许浑，就是常州人，他的律诗意境深远，在晚唐诗坛独树一帜。
西、宋元鼎盛：文教中心与经济极盛
如果说隋唐时期是常州因运河而兴，那么两宋则是其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传统社会巅峰的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南移，地处江南核心、坐拥运河之利的常州，成为当时中国最富庶、最文明的地区之一。
北宋时期，常州属两浙路。经过长期的人工改造，常州境内的水利网络己极其发达，圩田的维护和管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农业生产技术持续进步，水稻成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产量和品质俱佳。商品性农业也得到发展，棉花、油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南宋时期，由于北方沦陷，临安（今杭州）成为都城，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常州作为京畿附近的重要州府，其战略和经济地位更为凸出。常州不仅是南宋朝廷财赋的主要来源地，也是抵抗金兵南下的军事重镇之一。
宋代的常州，城市经济空前繁荣。运河两岸商铺林立，百货云集，邸店、酒楼、瓦舍（娱乐场所）遍布。手工业方面，在“人人书库”APP上可阅读《县的历史》无广告的最新更新章节，超一百万书籍全部免费阅读。renrenshuku.com人人书库的全拼.com即可访问APP官网丝织业的规模和技术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产品远销海内外。梳篦业则发展成为常州的标志性产业，城内出现了专门制作和销售梳篦的街巷。
与经济繁荣相伴随的，是文化的极度昌盛。宋代朝廷“崇文抑武”，科举取士成为制度常态。常州文风之盛，在全国首屈一指。在科举场上，常州籍的士子屡创佳绩，登进士第者不绝于书，曾出现“一榜三鼎甲”、“一门九进士”等科举史上的佳话。浓厚的学术氛围，催生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北宋中期，胡瑗在常州安定书院讲学，创立了“苏湖教法”，开创了宋代理学的一派先河。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与常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生多次来到常州，对这里的风物人情赞不绝口，晚年更是上书朝廷，请求“卜居于常”，并最终在常州逝世。他将常州视为自己人生的最后归宿，这无疑是对这座城市文明与魅力的最高赞誉。
元代，常州改为常州路，属江浙行省管辖。蒙古的统治虽然在初期对江南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元朝统治者很快认识到江南财赋对于维系其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在短暂的混乱之后，常州的社会经济秩序迅速得到恢复。元代对漕运和海外贸易的重视，使得常州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能够继续通过水路网络流通。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也曾提及常州（时称“真江”）的富庶和繁华。在文化上，元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文人艺术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常州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为明代的学术辉煌积蓄了力量。
五、明代辉煌：学术殿堂与士绅社会
明代是常州在传统社会框架下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尤其是在学术思想领域，常州学派正式形成并崛起，成为影响中国近世思想史的一支重要力量。
明初，常州路改为常州府，隶属于京师应天府（即南京）。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应天府改为南首隶，常州府改属南首隶。作为离明代故都南京不远的州府，常州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受到了京畿地区的辐射。
明代常州的农业经济，继续保持着精耕细作的传统。商品经济进一步深化，棉纺织业成为继丝织业之后又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市镇经济空前活跃，在常州府城之外，如奔牛、横林、戚墅堰等地，都己发展成为具有专业化分工的繁荣市镇。
明代常州最耀眼的成就，体现在文化和学术领域。明代科举制度的成熟，为常州的读书人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化上升渠道。终明一代，常州府产生了近千名进士，以及数以万计的举人和生员。他们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帝国的官员，退休后则回归乡里，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形成了强大的士绅阶层。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常州学派”应运而生。常州学派并非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而是泛指明清两代，以常州籍学者为主体，具有相近治学路径和思想倾向的学术群体。明代的代表人物，首推唐顺之。唐顺之是“嘉靖八才子”之一，文武双全，他提倡“本色”的文学观，反对拟古主义，在文学和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他与归有光等人同为“唐宋派”古文的代表，对后世文风影响深远。
除了唐顺之，明代常州还涌现出薛应旂、孙慎行等一批在经学、史学、理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他们治学严谨，注重考据，开启了常州学派朴实、求是的学风。这些士绅学者，通过兴办书院、刻书藏书、编修方志等方式，全面引领和塑造着地方的文化生态。东林书院的创始人之一钱一本，就是常州武进人，他与顾宪成等人共同发起的东林运动，在晚明政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
六、清代演变：学派之巅与近代之殇
清代，常州的历史轨迹进入了一个充满光荣与苦难的时期。它在学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诞生了影响全国的“常州今文经学派”，但也承受了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并在晚清的内忧外患中，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转型。
（一）康乾盛世：常州学派的巅峰
清初，常州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后，社会经济迅速恢复。清代常州的行政隶属关系基本稳定，属江苏省常州府。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安定，人口滋生，常州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达到了又一个顶峰。
这一时期，常州学派也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并形成了其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分支——常州今文经学派。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学者们埋首于故纸堆，学问日趋繁琐。在这一背景下，常州学者庄存与、庄培因、庄述祖等人，另辟蹊径，致力于研究被古文经学压抑了上千年的《春秋公羊传》等今文经。他们不满于烦琐的考据，试图从儒家经典中发掘“微言大义”，以应对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
庄存与的学术，由其外孙刘逢禄继承并发扬光大。刘逢禄是常州今文经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公羊何氏释例》等，系统地阐发了公羊学的思想，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蕴含着“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社会进化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沉闷的学术界，无异于一声惊雷。
常州今文经学派的思想，通过魏源、龚自珍等人，对晚清的社会变革产生了首接而深刻的影响。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其思想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常州今文经学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更是首接以公羊“三世说”作为其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常州学派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政治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除了经学，清代常州的诗文、书画艺术也成就斐然。以恽寿平（号南田）为代表的“常州画派”，以其清新、秀雅的“没骨”花卉画法，对清代及后世的花鸟画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张惠言开创的“常州词派”，则以其深沉的意境和精妙的格律，成为清代词坛的重要流派。
（二）太平天国运动的毁灭性打击
然而，盛世之下，危机潜伏。进入19世纪，清王朝国力衰退，内部矛盾丛生。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巨大风暴，给地处江南核心区的常州带来了灭顶之灾。
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建都天京。常州地近天京，很快成为太平军与清军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自1854年至1864年这十年间，常州数次易手，经历了反复的、残酷的拉锯战。1860年，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攻克常州府城，并在此建立了苏福省。
连年的战火，将这座经营了千百年的富庶府城彻底摧毁。城墙被毁，衙署、寺庙、书院、民居等建筑几乎全部化为灰烬。曾经精美的园林、宏伟的祠堂，都在战火中荡然无存。乡村地区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无数村庄被夷为平地，良田荒芜，水利设施失修。比物质破坏更惨重的是人口的巨大损失。据战后统计，常州府的人口，因战乱中的屠杀、瘟疫和逃亡，锐减十之七八，许多村庄成为无人区，出现了“弥望无人，荆榛塞路”的凄惨景象。曾经繁荣的市镇、兴旺的家族、传承有序的文化，都在这场浩劫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太平天国之役，是常州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一次灾难，它彻底中断了常州自宋明以来的发展进程，使其社会经济倒退了数百年。
（三）劫后重生与近代转型
战争结束后，常州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重建。清政府组织外地“客民”前来垦荒，以恢复生产。幸存的本地居民也开始返回家园，重建村落。然而，此时的中国，己经进入了被西方列强深刻改变的近代社会。上海的开埠和迅速崛起，以及近代工业文明的传入，改变了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格局。
在经济上，传统的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在艰难中恢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投资创办新式的近代工业。晚清时期，常州出现了以盛宣怀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他们在家乡投资或倡导兴办了纺织、冶金等早期工业企业，如常州大明纱厂等。这些近代企业的出现，标志着常州开始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和商业城市，向近代工业城市转型。
在文化教育上，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教育走向终结。常州的士绅和知识分子开始效仿西方，创办新式学堂，教授数学、物理、外语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这些新式学堂培养出的第一代学生，将成为民国时期常州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结语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毗陵县，到1911年清王朝的落幕，常州走过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条历史长河中，它从一个烟雨江南的早期县邑，凭借着运河的贯通和一代代常州人民的勤劳智慧，发展成为经济繁荣、文教昌盛的江南名城。季子挂剑的信义，天宁寺的钟声，苏东坡的终老，共同塑造了其深厚的人文底蕴。而明清两代，常州学派的崛起，尤其是今文经学派对中国近代思想的深刻影响，更是将其文化地位推向了历史的巅峰。然而，太平天国的烈火几乎将其数百年积累的文明成果焚烧殆尽。在清末的废墟之上，常州又开始了在阵痛中的重生与转型。这段跌宕起伏、充满光荣与苦难的历史，深刻地塑造了常州的地域文化品格——既有江南水乡的温文尔雅，又有崇文重教、经世致用的实干精神。这段
(http://www.220book.com/book/W9P4/)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http://www.220book.com。顶点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http://www.220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