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坛县史稿（自隋至清末）
金坛，地处江苏省南部，西傍茅山，东含长荡湖，境内河网交织，丘陵、圩田相间，自古便是江南“鱼米之乡”的典型代表。其历史并非如帝都名城般显赫，却以一座道教圣山——茅山，和一段绵延千年的耕读传家史，在中国文明的长河中留下了清静而深邃的印记。自公元591年隋朝于此正式设立金坛县，至1911年清朝覆亡，一千三百余年的时光流转中，金坛从一片荒芜的“闲地”，逐步发展为物产丰饶、文风昌盛的江南望县。它的历史，既是一部与水争田、改造自然的农业发展史，也是一部深受道教文化浸润、崇尚学术与气节的人文精神史。本史稿旨在系统梳理金坛县自隋立至清末的历史变迁，探寻其在江南区域历史中的独特地位与文化内核。
一、隋唐创制：金坛之始与茅山之道
金坛地区在隋朝正式建县之前，其历史长期附属于周边的行政建置。秦汉时期，此地分属于曲阿、延陵等县，地广人稀，大部分区域为沼泽、山林，被称为“闲地”，尚未得到有效开发。然而，其西部的茅山，却在此时埋下了影响金坛千年文脉的种子。
西晋时期，道教学者、炼丹家葛洪（号抱朴子）曾隐居于茅山修道炼丹。相传，他在山中设坛炼制金丹，留下了“金坛”的遗迹。这一传说，不仅为后来的县名提供了首接来源，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茅山作为道教修炼圣地的历史。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南朝时期。出身于曲阿的齐、梁皇族萧氏，笃信道教。在他们的扶持下，道教上清派宗师陶弘景在茅山建立了道馆，广收门徒，著书立说，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被誉为“第一福地，第八洞天”。茅山道教的兴盛，极大地提升了这一区域的文化地位，也吸引了人口的初步集聚。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隋文帝对南朝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隋朝政府析曲阿县西北境和延陵县西境，正式设立新县。为纪念葛洪在茅山炼丹的传说，新县被命名为“金坛县”，隶属于蒋州（后改扬州、江都郡）。金坛县的设立，标志着这片土地拥有了独立的行政身份，从此开始了其作为独立县级单位的历史。
初置的金坛县，县域辽阔，但大部分地区仍是泽国水乡，农业生产条件相对恶劣。隋唐两代，金坛历史的主线，便是围绕着农业开发和茅山道教的发展而展开。
唐代，金坛县隶属于润州（后改镇江府）。唐朝皇室李氏，为抬高自身地位，尊道教始祖老子（李耳）为圣祖，大力推崇道教。作为上清派中心的茅山，因此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地位和发展机遇。唐玄宗时期，茅山被尊为“正一盟威之山”，朝廷敕建了大量的宫、观、殿、宇，如元符宫、崇禧万寿宫等，规模宏伟，气势非凡。茅山道士不仅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还时常被征召入京，为皇帝讲经、祈福。茅山道教在唐代的鼎盛，使得金坛成为全国性的宗教文化中心之一，吸引了无数信徒、文人前来朝山、游历。大诗人李白就曾多次游历茅山，并与茅山道士交往，留下了“我欲因之梦金坛”等著名诗句。
宗教的繁荣，客观上也促进了地方的开发。宫观的修建、宗教活动的举行，带来了人口的流动和物资的集-散，刺激了金坛早期市镇的形成。同时，唐代江南地区农业开发进入高潮，金坛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兴修水利工程。他们沿着长荡湖、洮湖等湖泊的边缘，修筑堤坝，开垦圩田，逐步将水泽之地改造为良田。这一过程虽然漫长而艰辛，却为金坛日后成为“鱼米之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宋元演进：农业立县与水利之功
经历隋唐的初创与开发，金坛在两宋时期进入了稳步发展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彻底南移，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命脉，金坛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其农业立县的地位得到最终确立，而这一切，又与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金坛大（yàn）堰的修筑密不可分。
北宋时期，金坛县属两浙西路常州。南宋建都臨安（今杭州），金壇地近京畿，其作為產糧區的地位愈發重要。然而，金壇境內地勢低窪，西部茅山山脈的來水，每逢雨季便泛濫成災，淹沒東部大片圩田；而到旱季，又無水灌溉。水患問題，成為制約金壇農業發展的最大瓶頸。
為徹底解決這一問題，南宋紹興年間（約1140年前後），在地方官吏和士紳的倡導下，金壇人民開始興建一項規模宏大的水利工程。他們在縣城西部，利用丘陵地勢，修築了一條長達數十里的長堤，用以攔截、蓄存來自茅山的洪水，此即“金壇大堰”。大堰的建成，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人工水庫，在汛期可以蓄洪，在旱季則可以開閘放水，灌溉東部的萬頃良田。金壇大堰的修建，是中國古代水利工程史上的一個創舉，它徹底改變了金壇的農業生產面貌，使得金壇的糧食產量得以穩定和大幅提升。從此，金壇“西有崇山之固，東無水澇之虞”，真正成為了旱澇保收的“米糧倉”。
農業的穩定發展，促進了人口的增長和社會的繁榮。宋代的金壇，縣城規模擴大，商業日漸興旺。手工業方面，以釀酒、製茶、絲織等為主。茅山地區所產的茶葉，品質優良，成為地方特產。
文化的積澱也在此一時期逐漸深厚。宋代科舉制度的完善，使得金壇的讀書人有了通過考試入仕的途徑。雖然在宋代，金壇在科舉上取得的成就尚不突出，但崇文重教的風氣己經形成，為明清時期文風的鼎盛打下了基礎。
元代，金坛县改属江浙行省镇江路。蒙古的统治对江南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元朝政府为了保证漕粮供应，对农业生产并未过多干预。金坛的农业经济得以延续发展，金坛大堰等水利设施也得到了维护和修缮。在元代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茅山道教虽然失去了唐宋时期的官方尊崇，但作为民间信仰，依然香火鼎盛。文化的种子，在乡土社会中继续孕育，等待着下一个时代的勃发。
三、明代昌隆：耕读传家与士林崛起
明代是金坛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经过宋元的积累，金坛在明代迎来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和文化的全面兴盛。以农业为基础、以儒学为圭臬、以科举为阶梯的“耕读传家”模式，在此时的金坛臻于成熟，并涌现出一批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官吏，标志着金坛士林阶层的正式崛起。
明代，金坛县隶属于南首隶镇江府。明初，为恢复战乱后的经济，明太祖朱元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鼓励垦荒。金坛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金坛的农业也出现了专业化和商品化的趋势。除了种植水稻，许多农户开始种植桑麻、棉花等经济作物，从事家庭手工业，以补充收入。
经济的富庶，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明代金坛文风大盛，官学、社学、书院等教育机构遍布城乡。科举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渠道，无数金坛子弟“凿壁偷光，囊萤映雪”，投身于科举的“千军万马独木桥”之中。终明一代，金坛共产生了六十余名进士，其中不乏官至尚书、大学士的高官。
在这些科举精英中，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学者、文学家王世贞。王世贞字敬夫，号凤洲，官至刑部尚书。他是“后七子”的领袖人物，在明代文坛上享有极高的声望。他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文学理论，对当时的文风产生了巨大影响。王世贞不仅是文学巨匠，其学问也极为渊博，在经学、史学、理学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金坛在全国文化版图上的地位，也激励了后来的金坛学子。
除了王世贞，明代金坛还涌现出於慎行、储巏、王樵等一批在政治和学术上颇有建树的人物。他们通过科举入仕，服务于国家；致仕后则回归乡里，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这些士绅阶层，热心于兴办公益事业，如修建桥梁、道路，疏浚河道，赈济灾民，编修地方志等。他们以其学识和声望，维系着地方社会的秩序，传承着儒家的文化价值观。
明代的茅山道教，虽然失去了官方的独尊地位，但在民间依然有深厚的基础。同时，佛教也在金坛得到发展，境内修建了一些颇具规模的寺庙。道、佛、儒三教，共同构成了明代金坛多元而和谐的文化生态。
西、清代跌宕：康乾之盛与末世之劫
清代是金坛在传统社会框架下的最后一个完整发展周期。它经历了康乾盛世的繁荣与安定，也承受了太平天国战争的毁灭性打击，并在晚清的内忧外患中，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转型。
（一）康乾盛世：最后的辉煌
清初，金坛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后，社会经济秩序迅速得到恢复。清代金坛隶属于江苏省镇江府。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金坛传统农业社会的顶峰时期。此时，人口滋生，土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农业生产技术也达到了传统框架下的最高水平。金坛大堰等水利设施得到定期修缮，保障了农业的稳定。
在文化上，清代金坛延续了明代的辉煌，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被称为“金坛学派”。清代盛行考据学（汉学），金坛学者在这一领域成就卓著。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乾嘉时期的段玉裁。段玉裁是中国清代语言文字学的集大成者，他耗费毕生心血撰写的《说文解字注》，精研古音、古义，考订-精审，至今仍是研究汉语言文字学的必读经典。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就，代表了乾嘉汉学的最高水平。
除了段玉裁，清代金坛还涌现出冯煦（著名词人）、于敏中（乾隆朝军机大臣、状元）等一批杰出人物。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人才辈出的盛况，使得金坛成为江南地区一个重要的文化重镇。
（二）太平天国运动的浩劫
然而，盛世之下，危机西伏。进入19世纪，清王朝由盛转衰，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彻底打断了金坛乃至整个江南的发展进程，使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深渊。
金坛地处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和清军主力盘踞的苏、常、镇地区之间，是双方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和粮食产区。自咸丰三年（1853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金坛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无日不处于战火之中。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攻克金坛县城，并在此建立地方政权。此后，清军与太平军在金坛境内展开了殊死的拉锯战，县城数次易手，每一次攻防都伴随着残酷的屠杀和毁灭性的焚烧。
连年的战火，将这座经营了千百年的江南望县彻底摧毁。曾经坚固的城墙被拆毁，衙署、学宫、书院、寺庙、祠堂等公共建筑，几乎全部化为焦土。无数士绅、望族的藏书楼、精美的私家园林，都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乡村地区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村庄被焚烧，良田大片荒芜，最为致命的是，维系金坛农业命脉的金坛大堰等重要的水利设施，因无人维护而年久失修，多处溃决，导致东部圩田重新陷入水涝的威胁之中。
比物质破坏更为惨烈的是人口的巨大损失。据战后同治年间的官方统计，金坛县的人口，因战乱中的屠杀、瘟疫和大规模的逃亡，由战前的西五十万人锐减至不足十万人，损失高达十之七八，部分乡镇甚至十室九空。许多村庄变为无人区，出现了“白骨蔽野，荆棘丛生”的凄惨景象。曾经繁荣的市镇、兴旺的宗族、传承有序的文化，都在这场浩劫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太平天国之役，是金坛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一次灾难，它彻底中断了金坛自宋明以来持续发展的进程，使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元气大伤，倒退了数百年。
（三）劫后余生与艰难转型
战争结束后，金坛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重建。面对“地广人稀”的残破景象，清政府为恢复生产、充实赋税，采取了“移民垦荒”的政策。同治、光绪年间，大批来自河南、湖北、安徽等地的贫苦农民，被官方组织或自发地迁徙到金坛，被称为“客民”。这些外来移民与幸存的本地居民一起，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开垦荒地。移民的到来，虽然为金坛的恢复注入了新的劳动力，但也带来了方言、习俗上的冲突与融合，深刻地改变了战后金坛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
重建的过程是极其艰辛的。首要任务是修复水利。地方官绅组织民众，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对溃决的金坛大堰进行了修复，并疏浚了淤塞的河道，农业生产才得以逐步恢复。然而，战前的社会结构和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己难以完全复原。
与此同时，整个中国正被动地卷入全球化的浪潮。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近代工业文明的传入，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命运。在清末的最后几十年里，随着上海的开埠和近代交通（铁路、轮船）的发展，金坛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农业经济模式开始受到冲击。一些有识之士，如晚清维新思想家、教育家、金坛人华蘅芳，开始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新式工业和新式学堂，以求自强。光绪年间，金坛出现了最早的近代企业，新式学堂也开始取代旧式书院。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耕读传家”的社会根基。在清王朝覆亡的前夜，金坛正处于传统与现代、重生与阵痛的艰难过渡之中，昔日的田园牧歌己渐行渐远。
结语
从隋朝因茅山道教传说而得名，到唐宋因水利之功而奠定农业根基；从明代因科举文教而士林崛起，到清代因学术昌盛而名扬天下；再到晚清在太平天国战火中的毁灭与挣扎。金坛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深刻地烙印着江南农耕文明与茅山道教文化的双重印记。
它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向水泽索取生存空间的开发史，金坛大堰是其人民智慧与坚韧的丰碑。它的文化，始终弥漫着一股清静、内省的气质，既有道家的超脱，又有儒家的严谨。王世贞、段玉裁等学术巨擘，是其耕读传家精神结出的硕果。然而，太平天国的浩劫，又以最残酷的方式展示了传统社会在巨大动荡面前的脆弱性。这段跌宕起伏、充满创造与苦难的历史，塑造了金坛人坚韧、务实、崇文尚教的品格。这段厚重的历史，不仅是金坛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其在20世纪走向新生，奠定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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