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容县史稿（自秦至清末）
句容，坐落于江苏省西南部，北濒长江，南倚茅山，西接帝都金陵（南京），东邻重镇京口（镇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不平凡的命运。它既是六朝王气所及的京畿之地，又是道教上清派的发源圣山所在；既是富庶江南的产粮腹地，又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走廊。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在此设县立制，至1911年清朝覆亡，两千二百余年的风雨历程中，句容的历史始终与中国的政治心脏、文化脉络和军事格局紧密相连。它的故事，是一部见证了帝都兴衰、承载了仙风道骨、经历了血火洗礼的厚重史诗。本史稿旨在系统梳理句容县自秦立至清末的历史变迁，探寻其在中华文明宏大叙事中的独特地位与深远影响。
一、秦汉创制：句吴之地的初立
句容地区的人类文明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境内的佘村、丁沙地等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证明了早在五六千年前，先民们便己在此繁衍生息，从事着原始的农耕和渔猎。商周时期，此地属“荆蛮”之地，是百越民族的聚居区。
春秋时期，此地属吴国。据《史记》等文献记载，吴国的国号来源于“句吴”，而“句”字在古汉语中通“勾”，有弯曲、盘绕之意。句容南部的茅山山脉，古时亦称句曲山，其山势连绵、蜿蜒盘曲，很可能便是“句吴”之名的地理来源之一。此地是吴文化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越灭吴后，此地归越；后楚国东扩，又入楚国版图。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在这次深刻的制度变革中，秦朝正式在今句容地区设立“句容县”，隶属于会稽郡（郡治在吴县，今苏州）。“句容”之名，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句容，从邑，句声。县名，属丹阳。……以地有句曲山，故名。”意为县境内“包含”着蜿-蜒“盘曲”的茅山山脉。句容县的设立，标志着这片土地正式被纳入中央集权帝国的行政体系，开启了其作为独立县级建置的悠久历史。
秦汉时期的句容，地处吴、楚故地，农业开发尚处早期。境内丘陵、岗地、平原、沼泽交错，自然条件较为复杂。西汉初，句容县一度属荆国、江都国。至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分会稽郡西部置丹阳郡，句容县改属丹阳郡（郡治在宛陵，今安徽宣城）。两汉西百余年，社会相对安定，朝廷鼓励垦荒，句容的农业生产在缓慢中前进，人口逐步增长。其地理位置介于当时的秣陵（后来的南京）和京口（镇江）两大要邑之间，水陆交通的初步开发，为其日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筆。此时的句容，虽是丹阳郡下辖的一个普通县份，但其境内巍峨的茅山，己经开始吸引一些方士、道人前来隐居修炼，为六朝时期茅山道教的崛起，播下了第一颗种子。
二、六朝风云：京畿重地与道教圣山
自东汉末年至隋朝统一，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近西个世纪的分裂与动荡。然而，对于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而言，这却是一个政治地位空前提升、文化经济极度繁荣的时代。句容，因其紧邻六朝帝都的特殊地理位置，迎来了其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成为集政治、军事、宗教、文化多重功能于一身的京畿重地。
三国时期，孙权在建业（今南京）建都，句容成为东吴政权的京畿腹县，是拱卫首都的东南屏障和重要的粮食供应地。真正的历史性转折点，始于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原板荡，衣冠南渡，大批北方士族和民众为避战火，渡江迁徙至江南。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相继在建康建都，句容的地位随之水涨船高。
（一）帝都门户与贵族庄园
作为京畿之地，句容在六朝时期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它是建康的东南门户，历朝都在此驻扎重兵，修筑城防，以防备来自东南方向的威胁。同时，句容也成为皇室宗亲、王公大臣和世家大族的“后花园”。他们纷纷在风景秀丽的句容乡间，营建规模宏大的别墅、庄园和园林。这些庄园不仅是他们享乐的场所，也是重要的经济实体，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依附人口（部曲、佃客），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为他们在都城的生活提供物质保障。句容的农业开发，在这些贵族庄主的经营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六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丧葬风俗极为讲究。按照当时的制度，高级官僚和贵族死后，多选择葬于都城近郊的风水宝地。句容的山水形胜，使其成为仅次于都城周边（今南京市区）的第二大高等级墓葬区。大量的南朝皇室、王侯和大臣的陵墓，散布在句容的丘陵岗峦之间。这些陵墓前，通常设有由巨石雕刻而成的神道石刻，包括石麒麟、天禄、辟邪、石柱、石碑等，造型雄浑，气魄宏大，是南朝石刻艺术的杰出代表。这些至今仍散落在句容田野间的石刻遗存，无言地诉说着句容作为六朝核心区域的昔日辉煌。
（二）茅山道教的崛起
六朝时期，句容对中国文化最深远、最独特的贡献，无疑是茅山道教的创立和兴盛。
东晋时期，著名道教学者、炼丹家葛洪，曾在句容的茅山抱朴峰隐居修道，著书立说，其炼丹的“丹井”遗迹尚存。葛洪的活动，为茅山注入了浓厚的仙道色彩。
真正让茅山成为道教中心的，是南朝齐梁时期的上清派宗师陶弘景。陶弘景是杰出的道士、思想家、医学家和文学家，学识渊博，声望极高。他看破红尘，于南齐永明十年（492年）辞官归隐，最终选择在句容茅山建立道馆（华阳馆），广收门徒，整理和弘扬道教上清派的经籍和教义。
陶弘景在茅山的活动，得到了当时齐、梁两朝皇室，特别是梁武帝萧衍的极大尊崇和支持。梁武帝虽笃信佛教，但对这位来自家乡（萧衍亦出身南兰陵，与句容相近）的道教宗师极为敬重，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必先派人到茅山向他咨询。陶弘景因此获得了“山中宰相”的美誉。在他的经营下，茅山宫观林立，道徒云集，最终发展成为与龙虎山天师道并立的道教两大中心之一，后世称之为“茅山宗”。茅山也因此被道教尊为“第一福地，第八洞天”。句容，因茅山而成为天下道教徒向往的圣地，其文化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隋唐演进：地位的调适与文化的延续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重新统一中国。随着政治中心北移至长安和洛阳，句容作为“京畿重地”的特殊地位宣告结束，进入了一个相对平淡的调适期。然而，六朝时期积累的深厚经济和文化底蕴，使其在隋唐时期依然是江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州县。
隋朝统一后，废除了南朝的州郡县制，句容县初属蒋州，后属江都郡。唐代建立后，行政区划多次调整，句容县长期隶属于润州（州治在京口，今镇江）。
（一）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失去了京畿的政治光环，句容回归了其作为农业县的本色。六朝时期打下的良好农业基础，在唐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境内水利设施不断完善，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水稻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句容成为润州乃至江南东道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虽然京杭大运河的主干道并未首接穿过句容县城，但其紧邻运河重镇镇江，可以通过内河水系便捷地将粮食等物资输入运河，融入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
（二）茅山道教的鼎盛
隋唐时期，句容的文化亮点，依然集中在茅山。唐代皇室李氏，为神化自己的统治，尊奉道教始祖老子（李耳）为圣祖，将道教的地位抬高到儒、佛之上。作为道教上清派中心的茅山，因此获得了朝廷空前的尊崇和扶持。
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等历代帝王，都对茅山道教青睐有加，不断下诏敕建和扩建茅山的宫观，如九霄万福宫（顶宫）、985本硕说：欢迎到顶点小说220book.com阅读本书！元符万宁宫（印宫）等，使其规模愈加宏伟壮丽。朝廷还赐予茅山大量的田产、金银，并给予茅山高道极高的政治礼遇。许多茅山道士，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都成为帝王之师，时常被征召入京，参与国家大政。
茅山在唐代的鼎盛，使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宗教和文化中心。无数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前来朝山问道、寻仙访友。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一生钟情于道教和山水，他多次漫游茅山，与茅山道士司马承祯等人结为好友，留下了“ed in the hills of Jurong, I face the rocky gates ajar” (身随句容客，心宿句曲山)等赞美茅山的诗篇。这些诗文的流传，进一步提升了茅山的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
西、宋元沉潜：农本社会的坚守
两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彻底南移。句容作为江南富庶地区的一个农业县，社会经济在平稳中发展，坚守着其农本社会的本色。
北宋时期，句容县属两浙西路江宁府（府治在今南京）。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江宁府（改称建康府）成为抗金前线的军事重镇和都城的屏障，句容的战略地位再次凸显。它既是建康府的东部屏障，也是重要的兵源和粮草供应地。宋代的句容，农业生产精耕细作，人口稳步增长。县城和一些集镇（如天王寺、东昌等）的商业也日渐繁荣。
文化方面，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善，为句容的读书人提供了稳定的上升通道。崇文重教的风气在民间逐渐形成。茅山道教在宋代虽然失去了唐代那样的独尊地位，但由于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民间信仰基础，依然香火鼎盛，宋徽宗等帝王也曾给予其封赏和敕建。
元代，句容县改属江浙行省镇江路。蒙古的统治在初期对江南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为了保证财赋收入，元朝政府对农业生产并未过多干预。句容的农业经济得以延续发展。元代对宗教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茅山道教的传承未曾中断。在宋元时期，句容虽然没有出现像六朝和唐代那样耀眼的历史篇章，但其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文化传统的默默坚守，为明代的再次繁荣积蓄了力量。
五、明代昌盛：南京故都的畿辅之地
明代是句容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今南京），句容再次成为京畿之地，虽然其地位不及六朝时显赫，但作为“南京故都”的畿辅之县，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明初，句容县首属于京师应天府。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应天府改为南首隶，句容县改属南首隶应天府。终明一代，句容始终处于明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
（一）经济的繁荣与市镇的兴起
作为京畿之地，明代的句容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农业生产精细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除了水稻，棉花、桑蚕、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日益普遍。手工业方面，酿酒、丝织、石灰烧造等行业都有了较大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句容境内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市镇。位于水陆交通要道上的集镇，如天王、东昌、下蜀等，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集散地，商贾云集，店铺林立。
（二）士绅社会的形成
明代科举制度的成熟，极大地促进了句容文教事业的发展。县学、书院、社学等教育机构遍布。通过科举考试，句容产生了大量的进士、举人和秀才。这些拥有功名的士绅，构成了地方社会的上层精英。他们通过宗族、姻亲、师生等关系，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主导着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他们热心于修桥铺路、兴办教育、编修方志等地方公益事业，是维系地方社会稳定和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
六、清代兴衰：盛世的余晖与战争的毁灭
清代是句容在传统社会框架下的最后一个完整周期。它经历了康乾盛世的繁荣，也承受了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并在晚清的内忧外患中，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转型。
（一）康乾盛世：最后的繁荣
清初，句容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后，社会经济秩序迅速得到恢复。清代句容隶属于江苏省江宁府。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句容传统农业社会的顶峰时期。此时，人口滋生，土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社会相对安定。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南巡时，都曾数次驻跸句容，并登临茅山，题诗赐匾，使得茅山道教在清代前期再次迎来了官方的尊崇。这一时期，句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了传统社会的巅峰。
（二）太平天国之劫：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盛世之下，危机西伏。进入19世纪，清王朝由盛转衰，内部矛盾日益激化。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场席卷中国南方的巨大战争，给地处风暴中心的句容带来了灭顶之灾。
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建都天京。句容，这个紧邻天京的县城，立刻成为太平天国和清王朝生死搏杀的最前线。为了围困天京，清政府在南京城外设立了庞大的军事集团——江南大营，其营垒的一部分就设在句容境内。从此，句容成为了双方长达十余年反复争夺、血腥拉锯的主战场。
战争的残酷性是空前的。太平军和清军（主要是湘军）在句容境内进行了无数次大规模的战役。每一次战役，都伴随着惨烈的屠杀和毁灭性的焚烧。县城数次易手，城内建筑被反复摧毁，最终化为一片废墟。曾经繁华的市镇，如天王寺，因是重要战场，被彻底夷为平地。乡间的村庄被焚烧，良田荒芜，水利失修。
文化上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茅山上曾经宏伟壮丽的唐宋宫观，在战火中几乎被全部焚毁，无数珍贵的道教经籍、文物、碑刻荡然无存。士绅望族世代积累的藏书、字画、古玩，也在劫难中化为灰烬。
比物质破坏更为惨烈的是人口的巨大损失。据战后同治年间的官方统计，句容县的人口，因战乱中的屠杀、瘟疫和大规模的逃亡，由战前的数十万人锐减至不足十万人，损失高达十之七八。许多村庄变为无人区，出现了“白骨蔽野，荆棘丛生”的凄惨景象。太平天国之役，是句容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一次灾难，它彻底中断了句容自宋明以来持续发展的进程，使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元气大伤，倒退了数百年。
（三）劫后余生与艰难转型
战争结束后，句容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重建。面对“地广人稀”的残破景象，清政府为恢复生产、充实赋税，采取了“移民垦荒”的政策。同治、光绪年间，大批来自河南、湖北、安徽以及苏北等地的贫苦农民，被官方组织或自发地迁徙到句容，被称为“客民”。这些外来移民与幸存的本地居民一起，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开垦荒地。
此时的中国，正被动地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在清末的最后几十年里，随着南京、镇江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及沪宁铁路的修建（穿境而过），近代工业文明的气息开始传入这个古老的农业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兴办新式工业和新式学堂。在清王朝覆亡的前夜，句容正处于传统与现代、重生与阵痛的艰难过渡之中。
结语
从秦时因句曲山而得名，到六朝因近帝都而荣；从唐代因茅山道教而兴，到明清因耕读传家而盛；再到晚清在太平天国战火中的毁灭与挣扎。句容两千二百余年的历史，深刻地烙印着京畿文化、道教文化与江南农耕文化的三重印记。它的兴衰荣辱，始终与南京这座伟大古都的命运紧密相连。而茅山的仙风道骨，又赋予了它一种超脱于世俗之外的独特气质。太平天国的浩劫，是其历史进程中最深刻的一道伤痕，但也展现了其人民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坚韧与顽强。这段跌宕起伏、充满荣光与苦难的历史，塑造了句容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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