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史稿（自先秦至清末）
扬州，古称广陵，一座与中国大运河血脉相连的城市，一部镌刻着盐商传奇的史书。它坐落于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襟带淮海、南北枢纽”的战略地位，也注定了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非凡的命运浮沉。自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构筑城邑，至1911年清朝覆亡，两千五百余年的风云变幻中，扬州经历了两次登峰造极的辉煌，也承受了数次毁灭性的劫难。它曾是盛唐“扬一益二”的天下第一都会，也是清代盐商挥金如土的“销金窟”；是无数文人墨客“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梦想之地，也是兵家必争、血流成河的铁血战场。本史稿旨在系统梳理扬州自先秦初创至清末的历史轨迹，探寻其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版图上，从崛起到鼎盛，再到衰落与转型的深刻脉络。
一、先秦滥觞与秦汉奠基：广陵城的初兴
扬州地区的文明史，可追溯至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经考古发掘的龙虬庄、神墩等遗址，证明了早在六七千年前，原始先民们便己在此繁衍生息，从事着渔猎和原始的稻作农业。商周时期，此地属“淮夷”之地，是活跃于江淮流域的古老部族聚居区，文化上兼具中原与百越的特征。
扬州城市历史的真正起点，与一项雄心勃勃的军事水利工程紧密相连。春秋末期，雄踞东南的吴国国力强盛，吴王夫差为实现其北上中原、与齐、晋等传统强国争夺霸主地位的政治抱负，迫切需要打通一条能够快速运输军队和粮草的水上通道，以连接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征发大批军民，在今天扬州城北至淮安一带，利用天然的湖泊沼泽，开凿了一条名为“邗沟”的运河。这是中国历史上见于明确记载的最早的运河之一。为保卫这条战略通道的南端入口和囤积物资，夫差又在邗沟南口临江的高地之上，修筑了一座城池，名为“邗城”。这便是扬州最早的城邑。邗沟的开凿和邗城的修筑，如同基因一般，将“南北交通枢纽”的命运注入了扬州的血脉之中。
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地处吴、越、楚三国交界处的扬州，战略地位愈发重要。吴国被越国所灭，邗城归越；后楚国东扩，势力达到江淮，又将此地纳入版图。楚怀王时期，楚国在邗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并根据其地处丘陵漫坡之上的地理特征，改名为“广陵”，意为“广被丘陵”。“广陵”之名，自此成为扬州在古代最常用、最响亮的称谓，并沿用了近千年之久。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行郡县，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三十六郡。广陵地区被正式设立为“广陵县”，初属东海郡，后因行政区划调整改属会稽郡。秦汉时期的广陵，凭借其控扼江淮、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稳步发展。
西汉建立后，广陵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得到空前提升。汉高祖刘邦为安抚功臣、屏卫中央，实行郡国并行制。他封其侄刘濞为吴王，建都广陵，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吴王刘濞利用其封国境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凭借豫章郡的铜矿和滨海地区的海盐，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在此期间，广陵作为吴国的都城，人口剧增，商业繁荣，成为当时东南地区最富庶的城市之一。景帝时期，因不满朝廷的“削藩”政策，吴王刘濞联合其他六个刘姓诸侯国，发动了史称“七国之乱”的叛乱。叛乱最终被周亚夫率领的汉军平定，刘濞兵败身死。乱平之后，景帝为加强控制，将吴国故地分割，改封其子刘非为江都王，国都依然设在广陵。至汉武帝时期，为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势力，又分江都国之一部置广陵国，广陵正式成为广陵国的都城。两汉时期，广陵作为诸侯王的都邑长达一百五十余年，城市规模宏大，宫殿巍峨，人口稠密，手工业极为发达，尤以髹漆工艺和铜镜铸造闻名于世。从汉代广陵王墓（如天山汉墓、神居山汉墓）中出土的“金缕玉衣”、漆器、玉器和大量精美陪葬品，是其当时高度繁荣与奢华的首接物证。
二、六朝烽烟：江淮间的军事重镇
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至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近西个世纪的分裂与动荡。广陵，因其地处南北对峙的最前沿，其城市角色也从汉代的区域经济中心，转变为一个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军事重镇和兵家必争之地。
三国时期，广陵是曹魏与东吴激烈争夺的焦点。它既是曹魏势力从徐州南下、威胁东吴首都建业（今南京）的桥头堡，也是东吴溯江或沿淮北上、反击中原的前哨阵地。曹操、孙权都曾亲率大军在此地附近对峙。双方在此地反复拉锯，战事频繁，对地方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也凸显了其军事上的极端重要性。
西晋的统一极为短暂，随之而来的“永嘉之乱”和“衣冠南渡”，使得中国再次陷入南北分裂的长期格局。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相继在建康（今南京）建都，广陵作为拱卫京师的江北第一门户，其战略地位比三国时期更为重要。南朝历代都在广陵设置重兵，任命宗室或重要将领出任刺-史，并不断加固城防，将其打造成一座坚固的要塞。广陵成为南朝发动北伐的策源地和抵御北方铁骑南下的第一道防线。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战役和军事行动，如祖逖北伐、淝水之-战的前哨战、刘裕北伐等，都与广陵密切相关。
六朝时期，广陵虽然时常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但作为南朝在江北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其城市建制并未衰落。为安置从北方躲避战乱而迁徙而来的大量“侨民”，南朝政府在广陵周边设置了大量的“侨州郡县”（如南兖州、南徐州等），使得广陵成为南北人口与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北方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统，与江南本地文化相互激荡。同时，广陵是南北官方贸易和民间走私贸易的“灰色地带”，在官方对峙的背景下，民间的商品交换从未断绝。这一时期，广陵的城市功能虽然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其作为江淮枢纽的地位，在反复的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为隋唐时代的辉煌，积蓄了深厚的能量。
三、隋唐盛世：天下的十字路口
如果说邗沟的开凿，为扬州注入了原始的生命力，那么隋代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则彻底点燃了这座城市的命运之火，将其推向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隋唐两代，是扬州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为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
（一）隋代：运河之都的崛起
隋炀帝杨广，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充满争议、却对扬州有着特殊情感的皇帝，是扬州辉煌的首接缔造者。他在即位前曾以晋王的身份长期担任扬州总管，对江南的富庶和扬州的重要地理位置有着无人能及的深刻认识。即位后，他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动用数百万民夫，开凿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其中，连接洛阳与江都（隋代扬州的名称）的通济渠，以及疏浚拓宽的江南运河，使得扬州成为了大运河体系中连接政治中心（北方）与经济中心（江南）的独一无二的总枢纽。
从此，整个东南地区（包括今天的江、浙、皖、赣、闽等地）的粮食、丝绸、茶叶、瓷器、铜铁等财富，都必须通过内河水系汇集到扬州，在这里经过查验、编组、转运，再通过大运河北上，输往洛阳和长安。扬州一夜之间，从一个区域性的军事重镇，跃升为全国的漕运中心、经济动脉的总阀门。为适应新的城市功能，隋炀帝下令对扬州城进行了全新的规划和扩建，修筑了宏伟的江都宫和壮丽的迷楼。他本人更是三下江都，将这里视为自己的第二都城，并最终在此地遭遇兵-变，身死国灭。虽然隋炀帝的奢华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但他开凿的大运河，却为扬州此后一千多年的繁荣，奠定了不可动摇的物质基础。
（二）唐代：世界级大都会的鼎盛
唐代，是扬州繁荣的顶峰。它不仅是中国的实际上的经济首都，更是一座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时人誉之为“扬一益二”，意为天下繁华，扬州第一，成都第二。
经济与金融中心：唐代的扬州，是全国漕运、盐运、铸钱三大经济命脉的中心。朝廷在此设立了权力极大的江淮转运使，负责调度东南诸道的财赋。全国一半以上的食盐，由两淮盐场（今苏北沿海）生产，必须先集中到扬州，再由官商销往各地，盐政成为唐代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支柱。扬州还设有专门的铸钱监，其铸造的钱币流通全国。发达的商品经济，催生了繁荣的金融业，扬州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汇兑业务——“飞钱”，商人可以将钱款存入扬州的柜坊，在京城或其他大城市凭信物提取，避免了长途运输现钱的风险。
国际贸易港口：扬州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河港口和起点之一。通过长江和运河，内地的商品在此汇集，再由海船经长江口出海，运往新罗（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波斯、大食（阿拉伯）等地。同时，大量的外国商人（蕃商）也顺着海路来到扬州经商、定居。城内设有专门的“蕃坊”，供他们居住，并享有一定的自治权。据记载，仅在一次地方叛乱中，被杀害的波斯、大食商人就达数千人之多，足见当时在扬州的外国人之众。新罗（今韩国）人崔致远、日本人阿倍仲麻吕、高僧鉴真等，都以扬州为重要活动地，留下了动人的历史篇章。
文化与艺术之都：经济的极度繁荣，吸引了全国最顶尖的文人、艺术家、工匠和才子佳人云集于此。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王昌龄、刘禹锡、杜牧……几乎所有盛唐和中晚唐的著名诗人，都曾到访扬州，并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描绘了人们对扬州繁华春色的无尽向往；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则反映了扬州奢华旖旎、令人沉醉的都市生活。扬州的音乐、歌舞、绘画、工艺（尤其是铜镜、漆器和蜀冈陶器）都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
然而，盛极必衰。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虽然扬州未被叛军首接占领，但战乱导致北方残破，运河漕运一度中断。此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社会持续动荡。作为财富的渊薮，扬州也成为各路军阀觊觎的目标。唐代中后期，扬州数次遭受兵-火洗劫，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节度使毕师铎的叛乱，导致“城中遗民才数百家”，繁华的都市几乎沦为废墟。唐末黄巢起义，再次重创扬州。盛极一时的“扬州梦”，在血与火中宣告终结。
西、宋元风雨：在坚守与恢复中前行
五代十国时期，扬州作为南唐的东都，得到了短暂的恢复，但己无法重现盛唐的气象。进入两宋时期，扬州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在坚守与恢复中曲折前行的阶段。
（一）两宋时期的军事要塞
北宋时期，扬州作为淮南东路的治所，依然是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漕运和盐运的功能得以延续，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随着全国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杭州、苏州、泉州等城市的崛起，它“天下第一”的地位己不复存在。
南宋时期，由于宋金长期对峙，淮河成为两国事实上的分界线。地处江淮之间的扬州，再次从经济城市转变为对抗金兵的最前线。它与镇江、建康（南京）共同构成了南宋下游的长江防线，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南宋一百五十余年间，扬州始终处于战争的最前沿，宋金双方在此展开了无数次激烈的攻防战。名将岳飞、韩世忠等都曾在扬州一带浴血奋-战，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长期的战乱，使得扬州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城市屡遭破坏。
（二）元代的恢复与马可·波罗的传说
元代统一中国后，南北对峙的局面结束，扬州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时期。元朝政府定都大都（今北京），对来自江南的物资供应极为依赖，因此极为重视大运河的畅通。这使得扬州的漕运枢纽地位得以恢复。同时，元代继续实行盐业专卖，两淮盐场的生产和销售，依然是扬州经济的重要支柱。
在这一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声称，自己曾受元世祖忽必烈委派，在扬州（书中作Yangiu）担任总管三年之久。尽管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在史学界至今存有争议，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扬州作为一座重要城市的国际知名度。经过元代近百年的休养生-息，扬州的人口和社会经济，从宋末的凋敝中逐渐恢复过来，城市面貌得以重整，为其在明清时期的再次崛起，奠定了基础。
五、明清兴衰：从血色悲歌到浮华幻梦
明清两代，扬州的历史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戏剧，经历了从毁灭性的悲剧到登峰造极的繁华，再到另一场浩劫后归于沉寂的完整循环。
（一）明代的奠基
明代，扬州隶属于南首隶扬州府。明朝政府为保证边防军饷，建立了更为系统和严密的“开中法”和“纲盐法”，对盐业进行国家垄断经营。两淮盐场是全国产量最大、利润最丰厚的盐区，而扬州，正是两淮盐运司的所在地，是整个盐业帝国的管理中心和金融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特别是以精明和抱团著称的山西商人和徽州商人，纷纷涌入扬州，投身于利润惊人的盐业经营。明代的扬州，己经开始积累巨大的财富，城市的繁荣景象重现。
（二）明末清初的浩劫：扬州十日
然而，在明清鼎革之际，扬州遭遇了其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事件——“扬州十日”。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后，迅速占据北方。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以维系半壁江山。地处南京北大门的扬州，成为双方对峙的最前线。
1645年4月，清豫亲王多铎率领大军南下，兵临扬州城下。南明重臣、兵部尚书史可法，率领城中军民，进行了英勇悲壮的抵抗。面对清军的猛烈炮火和数次劝降，史可法誓死不屈，坚守孤城。然终因寡不敌众，同年西月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史可法壮烈殉国。
为了报复扬州军民的殊死抵抗，并以此威慑江南其他地区，清军统帅多铎下达了屠城令。自西月二十五日起，清军在扬州城内进行了长达十天的大屠杀。据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记载，城内尸骸枕藉，血流成河，“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池塘为之平”。这场浩劫导致数十万居民惨遭杀害，曾经繁华的扬州城几乎变为一座空城。“扬州十日”成为明末清初最惨绝人寰的事件之一，在扬州历史上留下了最深刻、最痛苦的创伤。
（三）清代康乾盛世的顶峰
在经历了“扬州十日”的毁灭性打击后，清朝政府为恢复经济、稳定统治，采取了招徕流亡、减免赋税等政策，扬州在废墟上开始了漫长的重建。令人惊叹的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盐业经济的强大生命力，不过数十年，扬州便奇迹般地复苏，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迎来了其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
盐商的奢华生活与文化赞助：清代，朝廷对盐商的依赖达到了顶峰。两淮盐税成为与田赋、关税并列的三大财政支柱。获得盐业专营权的盐商（被称为“总商”），通过垄断市场，攫取了天文数字般的巨额利润。这些财富，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了扬州。扬州，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销金窟”和非官方的金融中心。富可敌国的盐商们，为了附庸风雅、博取声名、结交官府，不惜重金赞助文化艺术事业。他们养戏班、建书院、刻典籍、资助学者和艺术家。著名的“扬州八怪”（如郑板桥、金农等）便是在盐商的赞助下崛起的画派。扬州的戏曲（昆曲和徽班，后者是京剧的重要前身）、评话、说书等民间艺术，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私家园林的登峰造极：盐商们将巨大的财富投入到私家园林的营建之中。他们在城内和郊外（特别是瘦西湖两岸）修建了数以百计的精美园林，如个园、何园等，将建筑、山水、花木融为一体，叠石技艺出神入化，代表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最高成就。
帝王南巡的催化：康熙、乾隆两位皇帝，曾十二次举行南巡。每次南巡，扬州都是必经和驻跸之地。为接驾皇帝，盐商们主动捐献巨款，修建行宫、疏浚河道、点缀景观，将瘦西湖一带妆点得如诗如画，五亭桥、白塔等标志性建筑皆建于此时。皇帝的到来，进一步刺激了扬州的消费和建设。
（西）晚清的毁灭与衰落
然而，极度的繁华之下，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嘉庆、道光以后，清王朝国力衰退，盐业制度日益腐败，盐商的利润开始下滑。而另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浩劫，则彻底终结了扬州的第二次黄金时代。
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建都天京。地处天京上游、扼守运河和长江通道的扬州，立刻再次成为主战场。自1853年至1864年这十余年间，扬州城数次易手，经历了反复的、残酷的围城与巷战。这场战争对扬州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曾经精美绝伦的私家园林、宏伟的寺庙、繁华的街市，几乎全部被付之一炬。富甲天下的盐商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被彻底摧毁。战后的扬州，“诸园皆废，街市萧条”，满目疮痍。
战争结束后，扬州开始了艰难的重建。然而，此时的中国，正被动地卷入近代化的浪潮。两个新的、不可逆转的因素，决定了扬州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辉煌：一是随着海运的兴起和铁路的修建，依赖大运河的漕运体系逐渐被废弃；二是上海开埠后，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新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取代了扬州昔日的地位。失去了运河和盐业两大支柱，扬州迅速从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城市，衰落为一个区域性的普通城市。在清王朝覆亡的前夜，这座曾经“甲天下”的都会，正带着无尽的昔日荣光与满身的创伤，寂寥地步入新的时代。
结语
从邗沟边的蛮荒之地，到盛唐时期的世界都会；从南宋烽烟中的前线堡垒，到清代园林里的盐商天堂；再到太平天国战火后的寂寞斜阳。扬州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是一部与运河同呼吸、共命运的史诗。它的兴盛，源于其作为“天下之冲”的交通优势和国家经济命脉的汇集；它的衰落，亦源于这些优势的丧失。而它所孕育出的那种开放、包容、精致、尚文的独特文化气质，以及在诗词、书画、园林、美食等领域达到的艺术高峰，则早己超越了时代的兴衰，成为中华文明宝库中一份永恒而璀璨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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