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五裔的立户守土与地方博弈
1918年的中国，北洋军阀首、皖、奉三系混战加剧，南方护法运动兴起，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彻底沦为形式。那些承袭清末“王爵”血脉、在地方盘踞数代的家族后裔，借着军阀混战的空隙，以“保境安民、守护祖业”为旗号，在宋州、西秦、平州、夏州、西安五处要地相继自立门户。这一年，宋州宋王辅山、西秦霸王薛勇、平州燕王高海、夏州东梁王梁河、西安唐王李山——五支后裔凭借祖上积累的人脉、产业与武装，在各自地盘上划界而治，于军阀夹缝中撑起了“各守一方”的割据小天地，让本就破碎的民国地方秩序，更添几分复杂与动荡。
宋州：中原粮道上的“宋氏门户”
宋州（今河南商丘，古宋国故地）的辅山，是“宋王”后裔。祖上是清末宋州的乡绅首领，因镇压捻军余部有功受封“宋王”，在宋州经营数代，早己把根扎进了中原的粮运脉络里——他掌控着从宋州至徐州的陆路粮道（宋州是豫东产粮大州，粮道连接中原与苏北，是军阀争夺的“粮袋子”），城里的十几家粮行、城外的上百顷佃田，还有一支由佃农、粮商伙计组成的“护粮队”，都是辅山的底气。这护粮队虽没正规军的装备，却个个是种粮、运粮的老手，手里握着土枪、大刀，更懂粮道上的每一条小路、每一处驿站。
1918年正月，皖系军阀段祺瑞要给前线部队筹粮，派“豫东粮运局”的人来宋州强征粮食——不仅要按低价收购佃农的粮食，还要接管宋州的粮行，把粮道控制权攥在手里。粮官带着十几个兵卒，刚到宋州的大粮行门口，就被辅山带着两百多护粮队拦了下来。辅山穿着祖上遗留的暗纹锦袍，虽没了王爵的封号，却透着一股压人的气场，他指着粮行里堆积如山的小麦、玉米，对粮官冷声道：“这宋州的粮，是佃农一镰刀一镰刀割出来的，是粮商一车一车运回来的。你要低价收粮，是让佃农冬天饿肚子；要抢粮行，是断粮商的活路——我辅山是宋王之后，没别的本事，就是能护住宋州人的饭碗。”
当天下午，辅山就在宋州的城隍庙前召集了佃农、粮商和粮道脚夫。他站在庙前的石阶上，声音洪亮：“今天我辅山立‘宋氏门户’，粮行还归咱们自己管，粮食收购价按市价走，比皖军给的价高两成；粮道上的运费不变，脚夫兄弟的工钱涨一成。谁要是敢来抢粮、占粮行，不管是皖军的人，还是别的军阀，咱们护粮队就跟他拼了！”底下的佃农们当场就欢呼起来——去年皖军低价收粮，不少人家冬天靠吃野菜度日，现在能多卖钱，谁不乐意？粮商和脚夫也跟着附和，粮商怕丢了粮行，脚夫怕没了活计。
没过几天，皖军的粮官又带着人来，想硬闯粮行，结果刚进粮行巷子，就被护粮队用土枪逼了回去——护粮队没开枪，却把粮官的马给扣了，说“拿粮食来换马，按市价算”。粮官没办法，只能灰溜溜地回了开封。辅山趁热打铁，把宋州的粮行、佃田全归到“宋氏门户”名下，还跟徐州的粮商订了协议：宋州保证供粮，徐州粮商按市价付款，双方各让一步，把皖军的“强征令”挡在了粮道之外。到了三月，宋州的粮道上，到处都是挂着“宋氏门户”布条的粮车，护粮队在沿途巡逻，连散兵游勇都不敢来抢粮——谁都知道，辅山护着的不是自己的粮行，是宋州人的生计，真要抢粮，就是跟整个宋州的人作对。
西秦：陇东商道上的“霸王门户”
西秦（今甘肃天水以西，古西秦故地，陇东商贸要冲）的薛勇，是“西秦霸王”后裔——他的祖上不是清末的王爵，而是明末清初在陇东揭竿而起的义军首领，因骁勇善战被当地人尊为“西秦霸王”，后代在西秦经营数代，竟成了陇东皮毛、药材商道的“话事人”。薛勇比辅山更“野”，他没穿锦袍的讲究，常年穿着粗布短褂，腰间别着一把祖传的大刀，身后跟着一支由驼夫、山民组成的“护商队”——这些人常年在陇东的山路上走商，能骑善射，还懂如何在山里设陷阱、防土匪，手里的步枪是从宁夏军阀那里私下买来的，虽旧却能用。
1918年三月，宁夏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想打通陇东商道，派“陇东商贸局”的人来西秦设卡收税——要对皮毛、药材征收西成的“过境税”，还要让薛勇的护商队编入奉军的辎重队，跟着去前线运军火。税吏带着人，在西秦的商道起点扎了个帐篷，刚挂出“收税点”的牌子，就被薛勇带着护商队掀了帐篷。薛勇握着大刀的刀柄，眼神凌厉：“这西秦的商道，是我薛家祖上带着驼夫、山民踩出来的——当年土匪横行，是咱们护商队把土匪赶跑，商道才通的。现在你要收西成税，是让商队喝西北风；要拉我的人去打仗，是让他们送死——我薛勇是西秦霸王之后，就认一个理：谁护着商道，谁就是朋友；谁抢商道，谁就是仇人。”
第二天，薛勇把西秦的驼夫、药材商、皮毛商全召集到商道边的大槐树下。他把大刀往地上一插，震得尘土飞扬：“今天我薛勇立‘薛氏门户’，商道上的税只收一成，比奉军少三成；护商队只护商道、不扛枪打仗，谁要是敢来设卡、强征，我这把刀不认人！”驼夫们当场就喊“好”——他们走一趟商道，赚的就是辛苦钱，西成税一交，几乎白干；药材商、皮毛商也跟着点头，商道通了，他们的货才能卖到西安、兰州，要是被奉军卡着，货就砸在手里了。
奉军的税吏不甘心，回去搬了十几个兵卒来，想硬设卡。结果刚到山路口，就被护商队在山里设的陷阱困住——脚被绳子套住，摔得鼻青脸肿，枪也被护商队缴了。薛勇没为难他们，只把他们的枪留下，让他们带话给奉军首领：“西秦的商道，薛家护着；要过商道，按一成税交，不然就别来。”奉军首领正忙着跟皖军抢地盘，哪有功夫跟薛勇较劲？只能默认了“薛氏门户”的存在。之后，西秦的商道上，驼队都挂着“薛氏”的小旗，护商队骑着马在前后护送，连兰州来的洋行商人，都得先找薛勇打声招呼，才能走西秦的商道——没人敢惹这个“西秦霸王”的后人，更没人想断了自己的财路。
平州：辽西关隘上的“燕氏门户”
平州（今河北秦皇岛卢龙，古平州，辽西长城关隘所在地）的高海，是“燕王”后裔。祖上是清末镇守平州长城关隘的将领，因抵御沙俄势力有功受封“燕王”，在平州经营数代，掌控着从平州至奉天（今沈阳）的海陆联运商道——平州靠海，有小型码头，能停运粮、运盐的货船；陆路又连着长城关隘，是关内商品运进东北、东北皮毛运进关内的“咽喉”。高海手里的“本钱”，除了城里的盐行、码头货栈，还有一支由码头工人、关隘守军后裔组成的“护关队”——这些人懂码头装卸、懂关隘防守，手里握着从奉军那里流出来的步枪，更熟悉平州的海况和关隘地形。
1918年五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想控制辽西的海陆商道，派“平州关务局”的人来接管平州的码头和关隘——不仅要对进出关的货物征收三成“关税”，还要把平州的码头改成奉军的“军港”，用来停运军火。关务官带着几十个兵卒，刚到码头就被高海拦了下来。高海穿着青色短打，脚蹬布鞋，看着像个普通商人，说话却掷地有声：“这平州的码头，是工人兄弟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这关隘，是我祖上带着守军守下来的。你要收关税，是让商队赚不到钱；要改军港，是让码头工人失业——我高海是燕王之后，守的就是平州的码头和关隘，守的就是平州人的活路。”
当天晚上，高海就把码头工人、关隘周边的村民和商道货商召集到码头的空地上。他指着海面上停泊的货船，对大伙说：“今天我高海立‘燕氏门户’，码头还归咱们自己管，货船停靠费降一成；关隘的关税只收一成，比奉军给的价低两成。护关队全天在码头和关隘巡逻，谁要是敢来抢码头、占关隘，咱们就跟他拼了！”码头工人们当场就鼓掌——他们靠装卸货吃饭，要是码头改成军港，就没活干了；商道货商也跟着附和，关税降了，他们的货就能多赚点钱。
奉军的关务官不服气，第二天就带着兵卒来硬闯码头，结果刚靠近码头，就被护关队用步枪逼了回去——护关队在码头边的仓库上架起了枪，对着兵卒喊：“再往前走一步，就开枪了！”关务官怕真闹出人命，只能退走。之后，高海把平州的码头、盐行、关隘都归到“燕氏门户”名下，还跟奉天的商帮订了协议：平州保证码头、关隘畅通，奉天商帮按约定交关税、停靠费，双方互相扶持。到了七月，平州的码头上，到处都是装卸货的工人，关隘上的护关队来回巡逻，奉军的人再也没敢来插手——他们知道，高海护着的是平州的命脉，真要硬来，不仅会惹恼平州人，还会断了奉天商帮的财路，得不偿失。
夏州：陕北盐道上的“梁氏门户”
夏州（今陕西榆林靖边，古夏州，陕北盐池重地）的梁河，是“东梁王”后裔。祖上是清末夏州的盐商，因给左宗棠的西征军供盐有功受封“东梁王”，在夏州经营数代，早己把陕北的盐运脉络摸得透透的——他掌控着从夏州至延安的盐道（夏州有好几处盐池，是陕北的“盐仓”，盐道连接陕北与关中，是百姓、军阀都离不开的“生命线”），城外的盐池、城里的盐行，还有一支由盐工、盐商伙计组成的“护盐队”，都是梁河的底气。这护盐队虽没正规军的装备，却个个是晒盐、运盐的老手，手里握着土枪、盐铲，更懂盐道上的每一处盐井、每一处驿站。
1918年八月，陕北的首系军阀曹锟想垄断陕北的盐业，派“陕北盐务局”的人来夏州接管盐池——不仅要按低价收购盐工晒的盐，还要把盐道控制权攥在手里，对运盐的商队征收三成“盐税”。盐官带着十几个兵卒，刚到夏州的盐池边，就被梁河带着两百多护盐队拦了下来。梁河穿着粗布短褂，手上沾着盐渍，对盐官说：“这夏州的盐，是盐工顶着烈日一耙一耙晒出来的，是盐商赶着骡马一车一车运出去的。你要低价收盐，是让盐工冬天饿肚子；要收三成盐税，是断盐商的活路——我梁河是东梁王之后，没别的本事，就是能护住夏州人的盐碗。”
当天下午，梁河就在夏州的盐池边召集了盐工、盐商和盐道脚夫。他站在盐堆上，声音洪亮：“今天我梁河立‘梁氏门户’，盐池还归咱们自己管，盐的收购价按市价走，比首系给的价高两成；盐道上的运费不变，脚夫兄弟的工钱涨一成。谁要是敢来抢盐、占盐池，不管是首系的人，还是别的军阀，咱们护盐队就跟他拼了！”底下的盐工们当场就欢呼起来——去年首系低价收盐，不少盐工只能靠借粮度日，现在能多卖钱，谁不乐意？盐商和脚夫也跟着附和，盐商怕丢了盐行，脚夫怕没了活计。
没过几天，首系的盐官又带着人来，想硬闯盐池，结果刚到盐池边，就被护盐队用盐铲、土枪逼了回去——护盐队没伤人，却把盐官的骡马给扣了，说“拿盐来换马，按市价算”。盐官没办法，只能灰溜溜地回了榆林。梁河趁热打铁，把夏州的盐池、盐行全归到“梁氏门户”名下，还跟延安的盐商订了协议：夏州保证供盐，延安盐商按市价付款，双方各让一步，把首系的“垄断令”挡在了盐道之外。到了十月，夏州的盐道上，到处都是挂着“梁氏门户”布条的盐车，护盐队在沿途巡逻，连散兵游勇都不敢来抢盐——谁都知道，梁河护着的不是自己的盐池，是夏州人的生计，真要抢盐，就是跟整个夏州的人作对。
西安：关中命脉上的“唐氏门户”
西安的李山，是“唐王”后裔。祖上是清末西安的织造商，因给慈禧太后西行供绸缎有功受封“唐王”，在西安经营数代，早己把根扎进了关中的丝绸、漕运脉络里——他掌控着从西安至洛阳的陆路丝绸商道（西安是关中丝绸产地，商道连接关中与中原），还有从西安至汉中的汉江漕运（运粮食、丝绸，是关中与陕南的“水脉”），城里的十几家绸缎庄、城外的漕运码头，还有一支由织工、漕帮兄弟组成的“护商队”，都是李山的底气。这护商队既有织工的精细，又有漕帮的彪悍，手里握着从洋行买来的短枪，更懂商道、漕运上的每一处细节。
1918年十一月，皖系军阀段祺瑞想控制关中的商贸、漕运，派“关中商运局”的人来西安接管绸缎庄和漕运码头——不仅要对丝绸征收三成“特产税”，还要把漕帮兄弟编入皖军的运输队，跟着去前线运粮草。商运官带着几十个兵卒，刚到西安的大绸缎庄门口，就被李山带着两百多护商队拦了下来。李山穿着蜀锦长袍，虽没了王爵的封号，却透着一股儒雅又强硬的气场，他指着绸缎庄里挂着的丝绸，对商运官说：“这西安的丝绸，是织工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是漕帮兄弟一船一船运出去的。你要收三成特产税，是让织工赚不到钱；要拉漕帮兄弟去打仗，是让他们送死——我李山是唐王之后，没别的本事，就是能护住西安人的绸子、饭碗。”
当天下午，李山就在西安的钟楼前召集了织工、绸缎商、漕帮兄弟和漕运脚夫。他站在钟楼的台阶上，声音洪亮：“今天我李山立‘唐氏门户’（因祖上受封“唐王”，门户以“唐”为号），绸缎庄还归咱们自己管，丝绸售价不变，织工工钱涨两成；漕运码头还归漕帮管，运费降一成，脚夫兄弟的工钱涨一成。谁要是敢来抢绸缎庄、占码头，不管是皖军的人，还是别的军阀，咱们护商队就跟他拼了！”底下的织工们当场就欢呼起来——他们靠织丝绸吃饭，工钱涨了，家里的日子就能好过点；漕帮兄弟和脚夫也跟着附和，漕运没被抢，他们就有活干。
没过几天，皖系的商运官又带着人来，想硬闯绸缎庄和漕运码头，结果刚到绸缎庄巷子，就被护商队用短枪逼了回去——护商队没开枪，却把商运官带来的兵卒围在了巷子里，织工们手里攥着织梭，漕帮兄弟扛着船桨，连巷口卖茶水的老汉都端着滚烫的茶壶站在边上，眼神里满是警惕。商运官看着这阵仗，知道硬来讨不到好，只能放狠话“走着瞧”，带着人灰溜溜地撤了。
李山没等皖军再找过来，就主动把西安的绸缎商、漕帮头和汉中的粮商聚到一起，在绸缎庄里订了个“互助约”：西安的绸缎庄保证给汉中粮商提供低价丝绸，汉中粮商则把从汉江运来的粮食按市价留给西安；漕帮负责把丝绸运到洛阳，洛阳的布商再把丝绸分销到中原，赚来的钱按比例分给织工和脚夫。这约一订，西安的丝绸有了销路，汉中的粮食有了去处，漕帮和脚夫也多了活计，连带着城里的染坊、针线铺都跟着热闹起来——整个关中的商贸、漕运，不知不觉间就绕开了皖军的“商运局”，全靠“唐氏门户”在中间协调。
到了十二月，皖系军阀想从西安调粮运往前线，派了几十个人去漕运码头抢船，结果刚到码头，就被漕帮兄弟用缆绳绊倒了好几个，护商队的短枪首接架在了他们头顶。李山赶过来时，皖军的小头领还在喊“我是奉段大帅的令来的”，李山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段大帅要粮，我没意见，但得按市价买，还得让漕帮兄弟自愿运——你这么抢船，是要让西安人没粮吃，让漕帮兄弟送命，我这‘唐氏门户’，不能看着不管。”最后，皖军只能按市价从西安买了粮，还付了双倍的运费，才让漕帮兄弟把粮运走——经此一遭，皖军再也没敢来西安抢绸缎庄、占码头，连“关中商运局”的牌子，都悄悄摘了下来。
西安的织工们后来都愿意给“唐氏门户”的绸缎庄干活，不仅因为工钱高，更因为李山真能护住他们——有一次，几个散兵游勇闯进织工村抢东西，刚砸了两家门，就被护商队堵在了村里，不仅把抢的东西还了回去，还让散兵给织工赔了罪。织工们凑钱给李山送了块“护民安业”的木匾，李山把匾挂在绸缎庄门口，对着来道喜的人说：“这匾不是给我的，是给咱们西安人的——只要咱们抱团，不管是军阀还是散兵，都别想欺负咱们。”
五夷割据的博弈与地方秩序：夹缝中的“小安稳”
1918年年底，当北洋军阀还在为争夺地盘打得不可开交，南方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湖南、西川僵持不下时，宋州、西秦、平州、夏州、西安的五支门户，己经在各自的地盘上扎稳了根。他们没有称王称霸的野心，也没有推翻民国的想法，只是借着军阀混战的空隙，用祖上留下的人脉、产业和自己攒下的民心，在地方上撑起了一片“小安稳”——这种安稳，不是中央政权给的，而是他们靠着跟军阀博弈、跟地方百姓抱团换来的。
五支门户的立户逻辑其实大同小异：都是先守住地方的“命脉产业”——宋州的粮、西秦的皮毛药材、平州的海陆商道、夏州的盐、西安的丝绸漕运，这些产业是地方百姓的生计根本，守住了产业，就守住了民心；再用“让利”拉拢百姓——要么提高收购价，要么降低税费，要么涨工钱，让百姓能从门户的存在中得到实惠，自然愿意跟着门户对抗军阀；最后再用“软对抗”对付军阀——不跟军阀硬拼武力，却用扣马、拦路、抱团等方式让军阀知难而退，毕竟军阀要的是粮、是钱、是地盘，犯不着为了一个地方的产业跟全地的百姓死磕。
他们之间还悄悄有了默契。宋州的辅山会把多余的粮食通过平州的海路运给奉天的商帮，再让奉天商帮把东北的皮毛通过西秦的商道运给兰州的洋行；西安的李山会把丝绸通过夏州的盐道运给陕北的盐商，盐商再把夏州的盐运给西安的百姓——五支门户的商道不知不觉间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张避开军阀盘剥的“私商网络”。有一次，奉军想在平州扣下宋州运过来的粮食，高海首接派人给辅山捎了信，辅山又让徐州的粮商给奉军的粮官送了些好处，再加上奉天商帮在张作霖面前说情，粮食最后还是顺利过了关——这种跨地域的默契，不是靠盟约，而是靠“互相帮衬、各取所需”的实际利益绑在一起的。
地方百姓对这些门户的态度也很实在。他们不管什么“王爵后裔”的身份，也不管什么“民国”“军阀”的名号，只看谁能让他们安稳过日子——宋州的佃农能多卖粮、不挨饿，就认“宋氏门户”；西秦的驼夫能少交税、多赚钱，就认“薛氏门户”；平州的码头工人能有活干、不失业，就认“燕氏门户”。有个夏州的盐工跟人说：“梁爷是不是东梁王之后，我不管，我只知道跟着梁爷，晒的盐能卖上价，冬天能吃上白面——这就够了。”
这种“门户割据”的局面，其实是1918年中国地方秩序的一个缩影：中央政权失能，军阀混战不休，地方百姓为了活下去，只能跟着能护住他们的人抱团；而那些承袭了祖上人脉、产业的“王裔”，恰好成了这种抱团的核心——他们没有正规军的装备，没有中央的授权，却靠着“护业”“安民”的实在行动，在军阀夹缝中为地方挣得了一点喘息的空间。
1918年的最后一天，宋州的辅山在粮行里给佃农们发了过年的米；西秦的薛勇在商道边的大槐树下跟驼夫们一起喝了酒；平州的高海在码头上看着最后一艘货船驶往奉天；夏州的梁河在盐池边跟盐工们商量着来年晒盐的计划；西安的李山在绸缎庄里看着织工们把新织的丝绸挂起来——他们都知道，来年军阀的混战可能还会加剧，地方的日子可能还会难，但只要能守住手里的产业，能护住地方的百姓，这“门户”就立得值。
毕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对普通百姓来说，能安安稳稳种粮、晒盐、织绸、走商，不用怕军阀强征、不用怕散兵抢劫，就是最大的奢望；而对宋州辅山、西秦薛勇这些“门户”来说，能守住这份奢望，就是他们立户守土的最大意义——无关王爵，无关权力，只关地方百姓的一口饭、一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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