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西翼的立户守土与区域稳态
1920年的中国，首皖战争落幕，首系军阀掌控中央，奉系借机扩张，西南军阀与南方护法势力相互牵制，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彻底沦为“纸面权威”。那些承袭清末“王爵”血脉、在地方深耕数代的家族后裔，借着军阀权力重组的空隙，以“保境安业、延续祖脉”为旗号，在成都、广州、长沙、杭州西处要地相继自立门户。这一年，成都蜀王孟岩、广州汉王刘河、长沙楚王马峰、杭州吴越王钱岳——西支后裔凭借祖上积累的产业根基、地方人脉与民众支持，在各自地盘划界而治，于军阀夹缝中为地方挣得一片“小安稳”，让本就碎片化的民国地方秩序，多了几分“以业养民、以民固业”的务实色彩。
成都：川西商脉上的“孟氏门户”
成都的孟岩，是“蜀王”后裔（与1919年成都蜀王王山分据成都东西，孟岩占城西）。他的祖上是清末成都的茶商与药材商，因给川滇边军供茶、供药材有功受封“蜀王”，在城西经营数代，早己把根扎进了川西的商贸脉络——掌控着从成都至雅安的“茶马商道”（这条道连接川西平原与藏区，是茶叶、药材运往藏区，皮毛、酥油运回内地的核心通道），城里的十几家茶行、药材栈，城外的上百亩茶园与药材种植园，还有一支由茶农、药农和商道脚夫组成的“护商队”，都是孟岩的底气。这护商队没正规军的钢枪火炮，却个个熟悉茶马道上的险滩、山道，手里握着土枪、柴刀，更懂如何在山林里避开土匪、应对散兵。
1920年正月，西川军阀刘湘想垄断川西茶马贸易，派“川西药茶局”的人来成都城西设卡——不仅要对茶叶、药材征收三成“过境税”，还要接管孟岩的茶行、药材栈，把茶马道的控制权攥在手里。税吏带着二十多个兵卒，刚到城西最大的“孟记茶行”门口，就被孟岩带着一百多护商队拦了下来。孟岩穿着蜀地特色的麻布长衫，手里攥着祖上遗留的茶商印信，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这茶马道是我孟家祖上带着茶农、脚夫踩出来的，茶行里的茶是茶农顶着霜露采的，药栈里的药材是药农翻山越岭挖的。你要收三成税，是让茶农、药农一年辛苦只够填肚子；要抢茶行、药栈，是断了城西人的活路——我孟岩是蜀王之后，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能护住这茶、这药，护住城西人的饭碗。”
当天下午，孟岩就在茶行前的空地上召集了茶农、药农、脚夫和城里的小商贩。他站在茶箱堆起的高台上，声音洪亮：“今天我孟岩立‘孟氏门户’，茶行、药栈还归咱们自己管，茶叶、药材收购价按市价走，比军阀给的价高两成；茶马道上的运费不变，脚夫兄弟的工钱涨一成。谁要是敢来设卡收重税、抢咱们的茶行药栈，不管是刘湘的人，还是别的军阀，咱们护商队就跟他拼了！”底下的茶农们当场就欢呼起来——去年军阀加过一次税，不少茶农的茶卖不出去，只能晒干了当柴烧，现在能多卖钱，谁不乐意？药农和脚夫也跟着附和，药农怕丢了销路，脚夫怕没了活计。
没过三天，川西药茶局的税吏又带着兵卒来，想硬闯茶行抢账本，结果刚进茶行巷子，就被护商队用土枪逼了回去——护商队没开枪，却把税吏带来的税银袋子给扣了，说“要拿银子换袋子，得按咱们的规矩交一成税”。税吏没办法，只能灰溜溜地回了成都府，跟刘湘汇报说“孟岩背后全是百姓，硬来要出事”。刘湘正忙着跟其他军阀抢地盘，也没功夫跟孟岩死磕，只能默认了“孟氏门户”的存在。
孟岩趁热打铁，把城西的茶行、药栈整合到一起，统一收购茶叶、药材，再通过茶马道运往藏区；还跟雅安的藏商订了协议——成都保证供茶供药，藏商按市价付银子，双方各让一步，把军阀的“垄断令”挡在了茶马道之外。到了三月，成都城西的茶行里，到处都是晾晒的茶叶；药栈里，当归、川贝堆得满满当当；茶马道上，挂着“孟氏门户”布条的骡马队，驮着茶包、药包往雅安走，连沿途的土匪都不敢拦——谁都知道，孟岩护着的不是自己的茶行药栈，是城西人的生计，真要抢，就是跟整个城西的人作对。茶农们凑钱给孟岩送了块“护茶安农”的木匾，孟岩把匾挂在茶行门口，笑着说：“这匾不是给我的，是给咱们城西所有人的——只要咱们抱团，就没人能欺负咱们。”
广州：岭南商埠里的“刘氏门户”
广州的刘河，是“汉王”后裔。他的祖上是清末广州的海运商与十三行商人，因协助清军转运海外物资有功受封“汉王”，在广州经营数代，掌控着从广州至香港的海路贸易（运丝绸、瓷器、洋货，广州是岭南与海外通商的核心商埠），城里的几座海运码头、十三行旧址的绸缎庄，还有一支由码头工人、商帮伙计组成的“护埠队”，都是刘河的依靠。1920年西月，粤系军阀陈炯明想控制广州的海外贸易，派“岭南航务局”的人来接管海运码头——不仅要对进出口货物征收西成“关税”，还要让刘河的护埠队编入粤军的运输队，跟着去前线运军火。
刘河穿着西式短装（常年跟洋行打交道，习惯了轻便穿着），在广州最大的“粤汉码头”前拦着航务局官员：“这码头是工人兄弟一砖一瓦建的，海外贸易是广州商家吃饭的根本。你要收西成税，是让商家赚的钱全填了军阀的腰包；要拉我的人去运军火，是让他们送命——我刘河是汉王之后，就认一个理：护着码头、护着贸易，就是护着广州人的活路。”
当天晚上，刘河就把码头工人、绸缎商、洋行买办（广州与海外通商的中间人）聚到码头的货栈里。他指着堆在货栈里的丝绸、洋布说：“今天我立‘刘氏门户’，码头还归咱们自己管，进出口税只收一成，比军阀要的少三成；护埠队只护码头、护商队，不扛枪打仗。咱们跟香港的洋行订好规矩，他们给咱们供货，咱们按市价卖，谁也别想插进来搅局！”码头工人们当场就鼓掌——他们靠装卸货吃饭，要是码头被军阀接管，不仅工钱会降，还可能被拉去打仗；绸缎商和买办也跟着点头，税降了，他们的利润就多了，生意也能做安稳。
没过几天，粤系军阀的兵卒真来码头抢船，想把码头改成“军运码头”，结果刚上码头，就被护埠队用铁棍、扁担围了起来——码头工人多，一呼百应，兵卒们怕被打，只能退走。陈炯明听说后，派副官来跟刘河谈条件：“只要你愿意交两成税，码头还归你管。”刘河没松口：“一成税，多一分都不行——我交的税要给工人涨工钱，要修码头的栈桥，不是给你们军阀买枪打仗的。”副官没办法，只能回去复命，陈炯明权衡利弊，最终答应了“一成税”的条件——毕竟广州的海外贸易能给军阀带来不少好处，真把刘河逼急了，商家罢市、工人罢工，损失更大。
之后，刘河把广州的海运码头、十三行绸缎庄全归到“刘氏门户”名下，还跟香港的英商洋行订了长期协议：广州提供丝绸、瓷器，洋行提供洋布、在“人人书库”APP上可阅读《19人联盟》无广告的最新更新章节，超一百万书籍全部免费阅读。renrenshuku.com人人书库的全拼.com即可访问APP官网机器零件，双方通过“刘氏门户”转运，避开军阀的重税。到了六月，广州码头上到处都是装卸货的工人，货船挂着“刘氏门户”的小旗，在广州与香港之间往来不断；十三行的绸缎庄里，买丝绸的人络绎不绝——商家们说，跟着刘爷，生意能做安稳，不用怕军阀乱加税，这就够了。
长沙：湘中漕脉上的“马氏门户”
长沙的马峰，是“楚王”后裔。他的祖上是清末长沙的漕运商与粮商，因给湘军供粮有功受封“楚王”，在长沙经营数代，掌控着从长沙至岳阳的湘江漕运（运粮食、茶叶、土布，湘江是湘中与长江流域通商的核心水道），城里的粮行、漕运码头，城外的佃田与茶园，还有一支由漕帮兄弟、粮商伙计组成的“护漕队”，都是马峰的底气。1920年七月，湘军军阀赵恒惕想“统购湘中粮食”，派“湘中粮运局”的人来长沙低价收粮，还要接管湘江漕运码头，把漕帮兄弟编入湘军的运输队。
马峰穿着粗布短褂（常年跟着漕帮跑船，习惯了朴素穿着），在长沙的“湘江码头”前拦着粮运局的粮官：“这粮食是佃农一镰刀一镰刀割出来的，漕运是漕帮兄弟养家的活路。你要低价收粮，是让佃农冬天饿肚子；要抢码头、拉人去打仗，是断了长沙人的生路——我马峰是楚王之后，没别的本事，就是能护住这粮、这漕运，护住长沙人的饭碗。”
当天下午，马峰就在码头边的粮行前召集了佃农、漕帮兄弟、粮商和轿夫。他站在粮袋堆起的高台上，声音洪亮：“今天我马峰立‘马氏门户’，粮行按市价收粮，比湘军给的价高两成；漕运码头还归漕帮管，运费降一成，脚夫兄弟的工钱涨一成。谁要是敢来低价收粮、抢码头，不管是赵恒惕的人，还是别的军阀，咱们护漕队就跟他拼了！”底下的佃农们当场就欢呼起来——去年湘军低价收粮，不少人家只能靠吃红薯度日，现在能多卖钱，谁不乐意？漕帮兄弟和粮商也跟着附和，漕帮怕被散伙，粮商怕丢了粮行。
没过几天，湘军的粮官又带着人来，想硬闯粮行抢粮食，结果刚进粮行，就被护漕队用船桨、扁担围了起来——漕帮兄弟常年在船上讨生活，力气大，粮官怕被打，只能灰溜溜地走了。马峰趁热打铁，把长沙的粮行、漕运码头整合起来，统一收购粮食，再通过湘江漕运运往岳阳，转销到长江流域；还跟岳阳的粮商订了协议——长沙保证供粮，岳阳按市价付款，把湘军的“统购令”挡在了湘江之外。
到了九月，长沙的粮行里，小麦、稻谷堆得满满当当；湘江码头上，漕船挂着“马氏门户”的旗子，来来往往运粮、运茶；护漕队在湘江上巡逻，连散兵游勇都不敢来抢船——谁都知道，马峰护着的不是自己的粮行码头，是长沙人的生计，真要抢，就是跟整个长沙的人作对。有一次，几个湘军散兵想抢漕船上的粮食，刚上船就被护漕队扔到了江里（没伤人，只是给了个教训），之后再也没人敢来湘江上捣乱。漕帮兄弟凑钱给马峰买了艘新漕船，马峰把船命名为“护湘号”，笑着说：“这船不是我的，是咱们漕帮所有人的——咱们靠湘江吃饭，就得护着湘江的安稳。”
杭州：浙北水网上的“钱氏门户”
杭州的钱岳，是“吴越王”后裔（祖上可追溯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清末因经营杭州漕运、丝绸有功，被清廷追封“吴越王”）。他在杭州经营数代，掌控着从杭州至苏州的京杭大运河漕运（运丝绸、茶叶、粮食，运河是浙北与苏南通商的核心水道），城里的绸缎庄、运河码头，城外的桑园与茶园，还有一支由织工、漕帮兄弟组成的“护水队”（因常年在运河上活动，故称“护水队”），都是钱岳的依靠。1920年十月，首系军阀齐燮元想控制杭州的运河漕运，派“浙北漕运局”的人来接管运河码头——不仅要对漕运货物征收三成“漕运税”，还要把杭州的绸缎庄收归“官办”。
钱岳穿着杭绸长衫，在杭州的“拱宸桥码头”（运河杭州段最大码头）前拦着漕运局官员：“这运河是咱们杭州人世代靠它吃饭的水脉，绸缎是织工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你要收三成漕运税，是让漕帮兄弟白跑一趟；要抢绸缎庄，是断了织工的活路——我钱岳是吴越王之后，守的就是这运河、这丝绸，守的就是杭州人的生计。”
当天晚上，钱岳就把织工、漕帮兄弟、绸缎商和运河沿岸的村民聚到码头边的空地上。他指着运河上往来的漕船说：“今天我钱岳立‘钱氏门户’，运河码头还归咱们自己管，漕运税只收一成；绸缎庄自主经营，织工工钱涨两成，桑园、茶园归织工、茶农共用，谁也不能独占。谁要是敢来设卡收重税、抢绸缎庄，不管是首系的人，还是别的军阀，咱们护水队就跟他拼了！”底下的织工们当场就欢呼起来——他们靠织丝绸吃饭，要是绸缎庄被官办，工钱会降，还可能丢活计；漕帮兄弟和绸缎商也跟着附和，漕帮怕被散伙，绸缎商怕丢了产业。
没过几天，首系漕运局的官员又带着兵卒来，想硬闯码头抢漕船，结果刚到拱宸桥，就被护水队用竹竿、船桨围了起来——织工们拿着织梭，漕帮兄弟扛着船桨，兵卒们怕被织梭砸伤，只能退走。齐燮元听说后，派副官来跟钱岳谈条件：“只要你交两成漕运税，码头、绸缎庄还归你管。”钱岳没松口：“一成税，多一分都不行——这税要用来修码头的栈桥，要给织工涨工钱，不是给你们军阀买枪打仗的。”副官没办法，只能回去复命，齐燮元正忙着跟奉系军阀周旋，也没功夫跟钱岳死磕，最终答应了“一成税”的条件。
之后，钱岳把杭州的运河码头、绸缎庄整合起来，统一安排漕运，统一销售丝绸；还跟苏州的绸缎商订了协议——杭州提供优质丝绸，苏州按市价付款，双方通过运河漕运互通有无，避开军阀的重税。到了十二月，杭州的绸缎庄里，杭绸、丝绸挂得满满当当；运河码头上，漕船挂着“钱氏门户”的旗子，来来往往运货；护水队在运河上巡逻，连散兵都不敢来捣乱。织工们凑钱给钱岳送了块“护绸安运”的木匾，钱岳把匾挂在绸缎庄门口，笑着说：“这匾是给咱们杭州所有人的——只要咱们守着运河、守着丝绸，就能安稳过日子。”
西裔立户的共性：以“业”聚民，以“稳”抗军阀
1920年年底，当首系军阀在北方扩权、西南军阀在川滇争地、粤系军阀在岭南博弈时，成都、广州、长沙、杭州的西支门户，己经在各自的地盘上扎稳了根。他们没有称王称霸的野心，也没有对抗中央的想法，只是借着军阀权力重组的空隙，用“守住地方命脉产业”的务实做法，在地方上撑起了一片“小安稳”——成都的茶马道、广州的海运码头、长沙的湘江漕运、杭州的运河水网，这些产业是地方百姓的生计根本，守住了产业，就守住了民心；而“让利给民”的做法——提高收购价、降低税费、涨工钱，又让百姓能从门户的存在中得到实惠，自然愿意跟着门户对抗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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