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糖业展览馆时，闻到了三十年前的味道。
那味道是从展厅中央的石碾子散发出来的。碾槽里凝着黑褐色的糖垢，像干涸的血。1978年的冬天，我就是摸着这样的石碾，送父亲走完最后一程。他临终前还在说："听，榨机在响。"
其实榨机早就停了。
壹
1951年沱江发大水，父亲把我架在肩上蹚过齐腰的糖水。那是内江糖业最鼎盛的年月，沿江十八里糖坊，昼夜不停地往江里排着糖水。鱼群醉醺醺地浮在水面，连乞丐的破碗底都结着糖痂。
我在糖厂的托儿所长到三岁。记忆里的天空永远是金黄色的，糖蜜的微粒在阳光里飞舞，粘在女工的辫梢上，粘在厂办小学的黑板上。孩子们用糖稀捏小人，晾干了能存放到过年。
母亲是熬糖工。她的工装总是硬的，糖浆把粗布浆成了盔甲。每天下班，她要从头发里梳出半两糖沙。这些糖沙攒起来，过年时能蒸一锅红糖馒头。
贰
1975年冬，我顶替退休的母亲进厂。师傅领我走到蒸发罐前，突然撩起衣襟："看这个。"
他的肚皮上爬着蜈蚣似的烫疤。"1962年的事故，"他平静地说，"糖浆比开水还狠，粘住了就剥不下来。"第二天我亲眼见到，一个女工的手指被糖链绞住，扯下来时像拔出一截糖葫芦。
但我们依然热爱这份残酷的甜蜜。每天清晨，汽笛拉响后，整座城市都在颤抖。老工人说这是甜城的脉搏。当时我相信，这脉搏会永远跳下去。
叁
转折来得比想象中快。
1989年秋天，榨季推迟了半个月。甘蔗车不再从沱江上游下来，倒是广东的白砂糖顺着铁路北上。厂里的黑板报开始出现"吨糖成本""市场价格"这些陌生词汇。
王调度成了第一个离开的人。他走前夜班，把所有的蒸汽阀门拧到最大。天亮时，制糖车间笼罩在白雾里，像即将升天的神殿。"让它们最后痛快一次。"他红着眼睛说。
我最难忘的是化验员小周。下岗前夜，她偷走一支温度计。后来她在夜市摆摊，用那支温度计测糖炒栗子的火候。有次我路过，她正举着温度计对顾客说："看，正好一百一十二度，这是冰糖结晶的最佳温度。"
肆
关停那天的太阳很好。
工人们聚集在厂门口，看拆迁队的铁锤敲碎蒸发罐。陶瓷衬里碎裂的声音，像小时候吃的水果硬糖。老书记突然冲进去，抢出一把糖渣："这是最后的甜了。"
没有人哭。大家默契地掏出饭盒，把糖渣分装起来。这些糖渣后来被种进花盆，奇怪的是，任何植物都活不过半个月。植物也受不了这么浓的甜。
伍
二十年后，我在新落成的展览馆当保安。
每天看着游客在复原的榨机前拍照。他们摆出推榨杆的姿势，笑容甜美得像从未经历过那个时代。有个女孩指着糖模问我："老伯，这真是用来做糖的？"
我想起母亲的话。她说糖模是甜城的魂，每个模子都吃过三千六百个工人的汗。现在这些魂被锁在玻璃柜里，供人观赏。
最讽刺的是自动售货机。它出售着"复古内江糖"，包装纸上印着老糖厂的门楼。而真正的糖厂遗址，就在售货机背后杂草丛生的空地上。
陆
上周，最后任厂长死了。
他的遗物里有本《制糖工艺学》，扉页写着1992年的批注："甘蔗含糖分己降至9.7%，这意味着每十根甘蔗，有九根是苦的。"
追悼会上，我们这些老糖工聚在一起。不知谁起了头，大家开始背诵操作规程："榨机转速不得超每分钟三点五转...澄清pH值保持七点二..."背着背着，声音渐渐低了。原来我们都忘了，就像时代忘了我们。
离开时，看门老头递给我们每人一包糖："尝尝，新工艺做的。"
我含了一块，甜得单薄，甜得客气。这不是我们用命熬出来的那种甜了。
柒
昨夜值班，我偷走进展厅。
月光透过落地窗，照在那些冰冷的机器上。我仿佛听见1978年的榨机在轰鸣，闻到母亲工装上的糖香。伸手触摸石碾的刻痕，指尖传来的却是玻璃的冰凉。
这个时代用展览馆埋葬了我们，又用我们的骸骨收取门票。而真正的甜城，早就随着沱江水，流进了再也回不去的昨天。
天快亮时，我发现展柜角落有粒真实的糖屑。可能是哪个孩子掉的。我小心地捡起来，它在晨光中晶莹如初。
就像那些永远凝固在旧时光里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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