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虽然承认了10月18号晚上去找过张建军，但始终不承认杀人。他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双手被铐在桌腿上，头埋得很低，声音断断续续地讲述着当天的经过。
“10月18号晚上，我给张建军打电话，问他能不能把提成给我，我妈还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我实在没办法了。他说让我去他办公室谈，我就去了。”李伟的声音带着哽咽，“到了办公室，他就开始骂我，说我不知好歹，还说工程质量有问题，扣我的提成是应该的。我跟他吵了起来，他拿起桌上的文件夹就砸我，我躲开的时候，手指被文件夹的金属边划了一道口子，流了很多血。”
他抬起右手，指了指创可贴的位置：“你们看，就是这个伤口。我当时很生气，就跟他扭打起来，但我没敢下重手，只是想让他把提成还给我。后来他说累了，要喝水，我就去给他倒了杯水，然后他喝了水，没过多久就睡着了。我以为他只是累了，就拿了他办公室里的一些合同，想以此要挟他把提成给我，然后就离开了。我离开的时候，他还躺在沙发上，我真的没杀他！”
“你说的是真的？”陈砚坐在他对面，目光锐利地盯着他，“那你为什么要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为什么你的银行卡里会突然多了30万？这30万，是不是刘磊给你的？”
“我……我收拾行李，是因为我害怕。”李伟的声音更抖了，“我怕张建军醒了之后找我麻烦，所以想先躲几天。至于那30万，我不知道是谁转的，可能是刘磊吧。我之前跟刘磊聊过，说张建军扣了我的提成，他说他能帮我，我没想到他会给我转钱……”
陈砚没有轻易相信他的话，而是让技术人员对李伟的出租屋和他提到的物品进行了细致勘查。首先是那件黑色羽绒服，技术人员在羽绒服的袖口处，发现了微量的透明胶带残留，通过成分分析，和绑在张建军身上的胶带完全一致。更关键的是，在羽绒服的内侧口袋里，技术人员找到了一根细小的头发——经过DNA比对，这根头发正是张建军的。
“李伟，你说你离开的时候张建军还在睡觉，那他的头发怎么会出现在你的羽绒服口袋里？”陈砚把DNA鉴定报告和胶带成分分析报告放在李伟面前，“还有，我们在你家卫生间的瓷砖缝里，找到了一点安眠药的粉末，经过检测，和张建军胃里的安眠药成分完全相同。你说你只是给他倒了杯水，那安眠药是怎么回事？是你放进水里的吧？”
李伟看着桌上的报告，身体开始剧烈颤抖，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知道，自己再也瞒不住了，只能如实交代了杀人的经过。
“是……是我放的安眠药。”李伟的声音带着绝望，“我跟张建军吵了一架后，知道他肯定不会把提成还给我，我妈还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我实在没办法了，就想起他办公室里有一瓶安眠药——他平时失眠，经常吃。我趁他不注意，把几片安眠药碾碎，放进了他的水杯里，想着等他睡着了，就拿他的银行卡去取钱。”
“结果呢？”陈砚追问。
“结果他喝了水之后，很快就晕了过去。”李伟的声音更低了，“我当时很害怕，怕他醒了之后报警抓我，就想着一不做二不休，把他杀了，这样就没人知道了。我在他办公室里找了一卷透明胶带，把他的双手和脚踝都绑了起来，然后用他的车把他拉到湘江边，把他扔进了江里。离开之前，我还把他办公室里关于工程款的合同和账目都装进了双肩包，扔进了江里，我以为这样就能销毁证据，没想到……没想到还是留下了痕迹。”
“你为什么不通过法律途径要回提成？”陈砚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你知道吗？你妈还在医院等着你的消息，你现在杀了人，不仅救不了你妈，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李伟低下头，泪水滴在审讯桌上，形成一个个小小的水痕。他哽咽着说：“我当时太急了，我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医院一首在催医药费，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拿到钱……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审讯结束后，陈砚走出审讯室，外面的天己经黑了。他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的路灯，心里五味杂陈。李伟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母亲重病，急需用钱，换做任何人都会着急。但再急，也不能用违法犯罪的方式解决问题，法律不会因为你的苦衷而减轻你的罪行，一旦迈出那一步，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他拿出手机，拨通了同事的电话：“帮我查一下李伟母亲的情况，看看能不能联系社区和医院，申请一下医疗救助，尽量减轻她的负担。”挂了电话，陈砚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向办公室——案件还没结束，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比如找到被李伟扔进江里的双肩包，确认里面的合同和账目是否还能恢复，这些都是案件的重要证据。
走廊里的灯光很亮，照在陈砚的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知道，作为一名侦探，他的职责不仅是侦破案件，惩治罪犯，更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一点帮助，让他们知道，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有合法的途径可以走，也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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