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五年，七月，当长孙瑾在东宫悉心教导新太子李治时，杜承彦在吏部，也点燃了一场足以撼动整个大唐官场的熊熊烈火。
吏部，这个掌管天下官员任免升迁的权力中枢，在杜承彦接手侍郎一职后，展现出的却是一幅积弊己久的沉疴景象。堆积如山的卷宗背后，是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是论资排辈的陈腐规矩，是“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的主观臆断。官员的考核，往往只凭其上司的一纸评语，其中充满了模糊的溢美之词或刻薄的贬损之语，真正有才干的寒门之士被埋没，而善于钻营的庸碌之辈却能平步青云。
杜承彦深知，若不彻底根除这颗毒瘤，他举荐马周等贤才的努力，将如同杯水车薪，毫无意义。他将自己关在书房三日，结合长孙瑾曾向他提出的“以数据说话，方能公平公正”的量化理念，制定出了一份石破天惊的《吏部官员政绩考核细则》。
这份细则，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向了官场最核心的顽疾。
? **对于地方官**：考核不再看其奏折写得多么华丽，而是以三项硬性指标为核心——“农田增产亩数”、“赋税收缴比例”与“治安案件数量”。每一项都有明确的计算标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一目了然。
? **对于中央官**：考核则依据“奏折处理效率”、“部门协作成效”与“政令推行情况”来评定。一份奏折从接收到批复，需要多少时日；两个部门间的公务往来，是推诿扯皮还是通力合作；一道政令下发，是雷厉风行还是阳奉阴违，都被纳入了量化的考核范围。
? **考核结果**：被清晰地分为“优、良、中、差”西等。细则明确规定，连续两年获评“优”者，优先提拔；获评“差”者，轻则降职，重则罢免，永不叙用。
当这份细则在吏部的会议上被宣读时，整个大厅内瞬间鸦雀无声，随即爆发出了一片哗然。
“杜侍郎，这……这不成生意买卖了吗？为官之道，在于德行，岂能以数字衡量？”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臣激动地站了起来，满脸涨红。
“是啊！各地情况不同，怎能一概而论？此法若行，必将天下大乱！”另一位官员也随声附和。
面对满朝的质疑与反对，杜承彦不卑不亢，他站起身，目光如电，扫过每一个人。
“诸位大人，”他的声音平静却充满了力量，“德行，是为官之本，但政绩，是为官之责。德行再高，若不能为百姓办实事，不能为国家开疆土，那便是一个清闲的隐士，而非大唐的官员！陛下要的，不是一个一团和气、人人自满的吏部，而是一个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吏部！此法，或许不完美，但它公平！它让每一个埋头苦干的人，都有出头之日；让每一个尸位素餐的人，都无处遁形！此乃陛下之意，也是我杜承彦的决心！”
他的话，掷地有声，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魄力。在李世民的支持下，新规以雷霆之势，强行推行。
结果，是震撼性的。
仅仅一个月，吏部便根据新规，淘汰了二十余名政绩平平、甚至劣迹斑斑的庸官。其中不乏几位背景深厚、在朝中盘踞多年的老臣。同时，十余位像马周一样，虽有才干却一首被埋没的寒门官员，凭借其出色的政绩数据，被破格提拔，委以重任。
当这份名单呈到李世民案前时，这位千古一帝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他立刻召见了杜承彦。
“承彦，”他看着眼前这个愈发沉稳干练的年轻人，赞不绝口，“你这考核新规，如同一阵清风，吹散了吏部积郁多年的沉疴！让整个官场为之一清！真是难得！朕决定，升你为吏部尚书，总领吏部事务，继续将这套考核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下去！”
杜承彦躬身谢恩，心中却一片澄明。他知道，这份荣耀，并非他一人之功。
“陛下谬赞，”他抬起头，目光真诚，“此策之所以能成，臣不敢居功。其中最关键的‘量化理念’，是臣的未婚妻，长孙瑾所提。是她提醒臣，‘以数据说话，方能破除人情，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若没有她的智慧，臣只是空有改革的决心，却无改革的方法。”
他毫不避讳地将功劳归于长孙瑾。因为他知道，他们不仅是夫妻，更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这份荣耀，属于他们两个人，也属于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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